清初財政情況也慘，只不過沒有明末那麼慘罷了。

（順治六年）需用糧餉為數甚多，一歲所入不足當一歲所出。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八百萬，而諸兵餉歲需千三百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余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出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后，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項款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為獨甚。順治十二年，入數比出數缺額二百五十六萬有奇。陸續又準兵部咨會，增添湖廣等省祁陽等處兵馬，并浙江、福建大兵糧草等項，約算增銀一百九十余萬，今共缺額四百四十余萬兩。今因撥十三年兵餉，出數浮于入數，止撥十分之八，尚少十分之二，臣等日夜憂懼。

多爾袞和順治的解決方法也不比崇禎高明，就是加派唄，三餉換個名字繼續征。清朝自己寫的《清世祖實錄》里都有「以一二畝之地納五六畝之糧」的記載。

以山東登州府蓬萊縣為例，在被東江軍和關寧軍輪番搶劫過之后，耕地面積已經從萬歷年間的3800多頃下降到了3300多頃，但清朝還是嚴格按照《萬歷會計錄》的標準征稅，那500頃土地沒人種也得交稅。

河南人口和萬歷年間相比，只剩下了40%，但清朝收的丁銀還是100%。

不僅正稅一點不減，各種附加稅還要增加，白銀的「火耗」增加到了50%，每征米百石，還要多征50兩銀子的「官耗」。

再有就是擴大明朝的捐納制度，主要是納監生例、納吏例、納承差例三種。廩生捐銀120兩，增生捐銀190兩，附生捐銀270兩，青衣捐銀300兩，俊秀子弟捐銀350兩，可以取得監生資格。

吏和承差都是官府的基層辦事人員，也可以拿錢買編制。出售監生、胥吏、承差的編制，實際上都是把國家權力賣出去，但反正大清也管不了基層，不賣白不賣。

康熙為了打三藩，進一步擴大了捐納范圍，一為捐納知縣等實官，二為捐復原職，三為捐加級、紀錄、旌獎，四為捐讀書資格。光是賣知縣，他就賣了二百多萬兩。這些縣太爺上任之后，肯定是要把這些錢連本帶利向老百姓收回來的，但是反正朝廷也沒有直接向老百姓收這麼多錢的能力，所以還是不賣白不賣。

但也有一些在明朝被「分封」出去的權力被收回了，比如說漕糧官收官解、發放易知由單，這些措施加強了官府對稅收的管理。還有裁存為起，擴大地方稅收解運中樞的比例。清朝剛剛占領江南時，江南的稅收起存各半，清朝為了和南明作戰，把那些原本存留供地方財政開銷的錢都抽走了。

順治九年，戶部尚書車克曾經上疏反對過分壓榨地方財政。

起運以供軍旅之需，即有不給，尚可撥濟于他藩，存留以供本地之用，一或不敷，萬難乞貸于別省。且細查存留各款，不及枚舉，其萬萬不容已者，如經制之有俸薪以養廉也，俸無所出，何以懲官之貪？衙役之有工食以勸力也，食無所資，何以禁吏之蠹？禮士藉有月糧，糧裁而學校皆沮氣矣。賑貧恃有孤米，米去而煢獨盡呼號矣。他如祭祀之行于春秋，考試之兼夫歲錄，以及朝覲、表箋、鄉飲、科貢諸費，自難節省。

順治直接回復：「無庸再議。」

結果就是，吏書廩給銀、快手工食銀、府尹柴薪銀、儒學齋夫工食銀、心紅紙張銀、油燭銀、上司傘扇銀、修宅家伙銀、吏書工食銀、門子工食銀、皂吏工食銀、馬快工食銀、民壯工食銀、燈夫工食銀、看監禁子工食銀、修理監倉銀、轎傘扇夫工食銀、庫書工食銀、倉書工食銀、庫子工食銀、斗級工食銀、鋪兵工食銀、典史俸薪銀、書辦工食銀、馬夫工食銀、生員廩膳銀、朔望行香紙燭銀、鄉飲酒禮銀、科場器皿銀、狀元歸第銀、新中進士牌坊銀、新中舉人牌坊銀、新中武進士花紅銀、新中武舉人花紅銀、吹手工食銀、火夫工食銀、更夫工食銀、膳夫工食銀等等雜七雜八的地方官府開支都被大清朝廷給劃拉走了，但地方衙門的辦公人員也不能餓肚子啊，那就再去刮老百姓唄。

連康熙自己都說：「自三逆變亂之后，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必不可省之經費，又經節次裁減，為數甚少。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送京師，雖有尾欠，部中必令起解。州縣有司無纖毫余剩可以動支，因而挪移正項，此乃虧空之大根源也。」說是這麼說，該摟錢照樣摟。

康熙年間，為了打三藩還出了新招。

十五年丙辰，御史張維赤建言，軍興餉缺，人臣分誼，尤當急公，請案天下地丁錢糧，除生員田畝及民田照常征課外，凡縉紳本戶錢糧，原額之外，加征十分之三，以助軍需。于是，在任、在籍鄉紳及貢監諸生，不論已未出仕者，無不遍及。白銀每兩加額三錢，漕糧每石加征三斗。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戶者，亦在加征之列，致有官不如民之嘆。

而且清朝也不是完全不事生產，順治對墾田也挺重視的，包括遼東地區，也不是一直搞封禁，是有鼓勵墾田的措施的：「如有殷實人戶，能開至二千畝以上者，照遼陽招民事例，量為錄用。」「州縣士民暨見任文武各官并閑廢縉紳有能捐資開墾者請敕部，分別授職升用。」

因為全社會白銀存量的增加，清朝擴大了賦稅折銀的范圍，而且利用這一點進一步盤剝。比如說順治十八年，江西省報告，當地大米的價格是每石四錢銀子，而漕糧折銀卻要每石一兩二錢。

大體來看，順治和康熙沒有想出任何超過崇禎的奇謀秘策，只不過是把許多崇禎想辦但辦不了的事給辦成了。

首先，清朝有八旗作為軍事支柱，崇禎沒有，所以清朝如果在政策上折騰出什麼問題來，大不了一屠了之，崇禎卻沒這個本事。

清朝治下百姓照樣起義，只不過起義之后沒打贏。

其次，明朝的統治階層在明末農民戰爭和清軍入關的過程中損失慘重，藩王、勛貴、太監、廠衛幾乎一掃而空，光李自成就「十蹶明王」，這使得這些人靠封建特權攫取的生產資料又回到了官府控制之下。

比如說清朝「清查廢產」，就是變賣明朝藩王留下的土地，就是一筆巨大收入。雖然這些土地早就讓李自成、張獻忠他們給農民分了，但「賊」分的土地大清能認嗎？沒收回來再賣一遍。

最后，就是清朝和基層官紳胥吏的談判能力大大加強。不管是明朝還是清朝，都不可能的直接去管理農民，收稅還要著落在基層的官紳胥吏身上。明朝末年，這些人經過了兩百多年的吃拿卡要，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龐大關系網，完全把持了基層，除非是自己打天下的馬上皇帝，靠繼承上位的皇帝沒有軍隊和自己的官吏隊伍，誰也弄不過他們。

而明末農民戰爭中，這個群體遭到了大洗牌。正當他們被農民軍打得沒轍，只能大呼闖軍「掠我資，均我產」的時候，是清軍入關「解放」了他們。江南奴仆解放運動、閩贛佃農減租永佃運動，都打得當地縉紳無計可施，最后靠著清軍的兵力才鎮壓。而其中有骨頭的人，在剃發令的時候都死了。

所以，崇禎沒資格和這些人談判，多爾袞、順治有。崇禎要加強管理、清查田畝、清理積欠，只能查出個屁，但清朝就可以查。崇禎要和地方斗法，把財政向中樞集中，得費九牛二虎之力，順治一句「無庸再議」就解決了。康熙敢直接對縉紳加派，崇禎要是敢這麼干，直接歪脖子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