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唐宋變革論可以解釋。

晚唐五代，是中國中世時期的道統崩潰后，中國政治倫理在近世浴火重生前的轉型陣痛期。

唐朝的強盛被傳頌得比較多，但唐朝的社會變革，和頂層改革，卻被臉譜化、傳奇化的唐玄宗一朝給掩蓋了。所以，用以皇家血統為標準的朝代劃分，看不清289年的唐朝，前中后期截然不同的社會和政治氣象。

五代十國的形成，說起來原因和藩鎮割據有關。但藩鎮割據背后更本質的，是中晚唐的道統崩潰，社會基礎崩潰。錘爛中世道統的，一方面是作為道統解釋群體的士族瓦解了。一方面是不認道統的職業軍人利益集團以及代表他們的軍頭出現了。

唐末，地方上舊有的士族門閥，高門望族徹底衰敗后，對道統觀念的權威解釋，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加上職業軍人利益集團的形成，讓軍頭橫行，皇帝那就是個稱號，誰拳頭大是誰的。

士族的瓦解，不僅有黃巢及各方軍頭大規模劫掠屠殺的直接因素，還有更深層的社會因素。唐朝的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逐漸普及，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民間讀書學習的成本，起碼相對于竹簡時期和紙貴時期，要低的多。

比如，竹簡時期，庶民想要學富五車，起碼得有間大房子，先能放得下五車的竹簡吧？那玩意的單位字符存儲空間成本，不是一般大啊。那個時候，竹子，刀筆，毛筆，都不是便宜物件，甚至字符都還很復雜，平民學習和識字是真難。私人藏書成本和文具造價成本，都太高。所以那個時期，征辟制很合適宜。因為但凡在地方上能有點才名的，至少已經過了讀書這一基礎關了。

比如，紙貴時期，西晉生產力最發達的京師，洛陽城，士人們爭相傳抄左思的作品《三都賦》，以至于紙張生產一時供不應求.

..這種需求就影響了供給和價格，可見當時雖然上層用得起紙張，但這也是貴族專屬。東晉時，紙張普及度已經高很多了，但王羲之給謝安送禮物，仍然是9萬張紙。王獻之學寫個「大」字，他媽還要嘮叨一句「吾兒廢紙三千」...這個時期，士族門閥已經形成，它們是所以是士族大地主，因為壟斷的不只是土地，還有「士」，即知識。南梁元帝焚書即造成書籍劫難，可見，當時的民間傳媒技術水平是受限的。這個時期，即使提前出現科舉制，意義也不大。因為知識被各個地方上的高門大姓所壟斷，你就是搞考試選拔，最后可能金榜題名的，可能仍然是清一色的清河崔氏張氏，弘農楊氏等等，這種從漢朝一直持續到唐朝的士族家族。一千年了，全中國來來回回，起起落落，就這麼幾十個家族掌握著國家影響力。

所以，唐朝之所以能形成并發展科舉制，根本原因是，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普及，打破了士族對知識的高成本壟斷，推動了庶民學習成本的解放。這是一次傳媒技術革命。唐朝大力推動科舉制度，恰恰是為了順應這種趨勢，進一步制衡地方郡望。地方的士族大地主逐漸沒落了，無法壟斷知識，也就無法壟斷對道統和政治倫理的解釋權...

與政治生態劇變一起發生的，還有兵制的變化。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士兵以當兵為職業，將領長期統帥一支軍隊，兵將之間有了隸屬關系，導致軍閥的形成。但軍閥不同于門閥的，是他們都是粗人，更不認那些道統的玩意兒。比如朱溫要是認，也不會干臟活兒了。結果，無論是唐朝不太聽話的藩鎮，還是五代的所謂皇帝，都是軍頭政治。

而之所以軍頭能稱帝，恰恰是因為中世社會固有的道統觀念，已然崩塌：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

道統崩塌，軍頭稱帝，是什麼樣？如下...

唐末五代十國，兄弟之間的皇位繼承或奪取有：

唐末：李儇→李曄后梁：朱友珪→朱友貞南吳：楊渥→楊渭→楊溥吳越：錢弘佐→錢弘倧→錢弘俶南漢：劉隱→劉巖；劉玢→劉晟北漢：劉繼恩→劉繼元閩國：王潮→王審知；王延翰→王延鈞荊南：高保融→高保勖馬楚：馬希聲→馬希范→馬希廣→馬希萼

叔侄之間的皇位繼承或奪取有：

唐：李瀍→李忱（叔）后晉：石敬瑭→石重貴（侄）后漢丶北漢：劉承癗→劉崇后周：郭威→柴榮（侄）閩國：王昶→王？（叔）荊南：高保勖→高繼沖（侄）

不算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連這種非父死子繼的不正常權力繼承，都高達2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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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的54年間，中原相繼出現5個朝代，中原之外出現10個國家政權。

5個朝代的13個皇帝，和10個割據政權的57個國君（皇帝或國王），一共70個君主...

平均每年1.3個君主。其中，單個政權中，后漢4年的時間出現了2.5個皇帝...

其實把創業期的北宋也算進去，到宋太宗時期，拋開半年多的小皇帝，后周、北宋，2朝4代皇帝，郭威、柴榮、趙匡胤、趙光義，3姓4家...

我們看宋朝開國歷史，覺得開國皇帝在皇族血脈上居然是個單蹦，第二代皇帝就開始跑偏，挺奇特的...實際放在五代十國的傳統里，這真的不算啥。

五代十國的所有太子：南唐元宗李璟、南唐李弘冀、南唐后主李煜、前蜀王宗懿、前蜀王宗衍、后蜀后主孟昶

從公元901年，唐昭宗長子李裕被廢太子，到公元995年，宋太宗的兒子趙恒被立為太子，期間96年，將近100年的時間，別看皇帝70多個，卻滿打滿算才6個太子，根本沒有正兒八經立過。

說白了，只有南京的南唐政權，和巴蜀政權，這兩個在唐朝號稱「揚一益二」的富裕地區的政權，還愿意立太子。這里因為富裕，所以士族力量還相對強大，道統思想相對濃厚，連皇帝都附庸風雅，文采斐然。這兩個地區更像是富庶的士族力量在組織政權，于碎片化的亂世里進行自保，抵抗當時遍地的軍頭和兵痞，所以權力繼承仍然制度化，比較穩定一些。其他的五代八國，一概不立太子。為什麼？立了沒有用，龍椅屁股都坐不熱就會垮。像柴榮把皇位傳給了七歲的小兒子，才半年就讓「軍頭」趙匡胤給奪了。

五代十國，不僅政權更替飛速，而且同一政權內，縱使是兄終弟及，也罕有正常繼位。政變次數，恐怕比君主數量還多。而且，每次政變，都伴隨著燒殺搶掠。別看頂著皇帝的名頭，實際就是軍閥政治下的現象。

所以，五代和北宋初期，像趙光義這種作為皇帝弟弟，任開封府尹加親王爵，一般就是實際中的儲君地位。這就是因為弟弟要比兒子年長得多，把京師的中下層軍頭混熟了，才有可能壓得住軍人接班，家族的地位才能穩。這等于是軍頭政治的實際秩序是，大當家死了二當家上，而不是大當家的兒子上。大當家能把年長的親弟弟培養成二當家就算是家族的成功和保全了。不是皇帝不想立太子，皇帝就是個軍頭，軍頭這玩意是靠拳頭的沒法繼承。在早期，中唐不聽話的河朔藩鎮，很多造反的藩鎮節度使甚至是被士兵們趕鴨子上架，臨時推出來的老大，最后又被士兵們給做了...就是因為他們當了軍頭，卻聽唐廷中央的話，而不是去滿足這幫職業軍人利益集團的需求...職業軍人，在上個世紀也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并橫行了幾十年，有他們在，不會太平。

還別說，被南方新軍士兵趕鴨子上架，臨時推出的黎元洪，和唐朝早期的藩鎮現象還真是神似...

五代那個時候，親兒子年紀小是不頂用的，或者年紀大，但壓不住中下層軍官，繼位反而風險很大。因此，五代時期，兄弟接班，養子成風，實際多數都是一人一代之政權，二代開始就穩不住了，折騰一番，三代就該完蛋了。

因為士族瓦解，職業軍人利益集團橫行，道統崩潰，皇帝這招牌不值錢了，所以軍頭索性就都叫皇帝了...可太子...你是我大哥，我認你當皇帝，你兒子個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憑什麼管我？不行，讓小屁孩下來，大哥死了讓二哥上去！用黑社會那套比拼拳頭的大老粗的觀念一代入，立馬就什麼都理順了。所以，皇帝能讓自己弟弟混上幫派老二的位置，家族就算是穩的了，不然，身死家滅，滿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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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唐朝前期，祖上幾位太過輝煌，功德彪炳，李家正朔深入人心，歷史影響力太大，怕是唐廷在那軍頭越來越多的大趨勢下，根本熬不到晚唐...太討貓亂了...其實從唐玄宗募兵制改革后，征兵制下為國家盡每個成年人義務，短暫服役的流水兵狀態就被打破了。募兵制下越來越多是常年混跡在軍隊中的兵油子，是職業軍人。這些兵油子又靠軍人之間的部屬關系托起了一個個中高層軍頭，軍頭為了長期利益又推出了軍閥。唐玄宗只顧搞募兵制改革了，但對募兵制帶來的副作用之大完全沒預料到。安史之亂開始，其實就是軍頭政治的火苗初現，軍隊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軍閥坐擁龐大的職業軍人集團為政治基礎，開始挑戰朝廷。但軍隊畢竟沒有牢固的社會基礎，他們的利益是靠戰爭掠奪瓜分，所以當治理能力更高的朝廷遏制住軍頭的趨勢，老大安祿山沒法給兄弟們帶來利益和安全，就被兒子安慶緒殺換人。

安慶緒也不行，就又被軍頭老二史思明殺掉，他不行也被自己兒子殺。軍人集團起初也想建立新的道統，建立自己的政權。但他們發現，他們想盡量兼顧皇帝制下的政治秩序，也想搞父死子繼，但他們這個軍人群體的利益方向，實在是與這些正常的政治秩序的方向不一致。還是讓當下拳頭最大的軍頭當大哥，走山寨大當家二當家的形式最合適。父死子繼，只會讓他們這些軍閥政治生態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混亂更危險。到最后，唐朝廷代表的牢固的社會基礎，和擅于治理得文官系統認定的道統與法統，與新興的職業軍人利益集團的對抗博弈。這是文人秩序與軍人秩序的長期歷史博弈，是道統與拳頭的博弈。中晚唐時期，由于皇族為了抑制武人，必須更依仗文官。文人的地位也開始明顯提高，文官黨爭越來越頻繁，越發具有宋明文官集團的典型特征，皇族、文人、軍人，三方之間形成了三角制衡。

職業軍人集團在安史之亂走到最后，算是明白了，治理天下他們不行，所以轉過來又認了唐朝的道統，卻在河北三鎮高度自治，不允許朝廷動搖該集團的根本利益。中晚唐，實際是文人集團與軍人集團的弱平衡狀態。

但黃巢之亂后，唐朝朝廷控制范圍徹底萎縮，根基被毀，維系這個朝廷對軍閥來說已經是不值得付出的成本，軍閥就開始打破這個弱平衡，奪過法統。但不得人心，靠比拳頭奪來法統，也會被人用拳頭奪去法統，這就是五代十國亂世了。這個時期，平衡被打破，碎片化的亂世讓文人很無奈，淪為了軍人的打工仔。殘唐之時，士族郡望還有一些力量，即使到了五代前中期在各國也都有人出任宰相高官，但實際上只是為軍閥打工，根本沒有什麼忠誠意識。所以五代十國換政權，換個朝代換個皇帝，文官就換個老闆，相比其他歷史時期，文官躺得很平，誰當皇帝就給誰打工，看得很開。

五代之亂，是軍閥之亂，對地方士族破壞加速。五代的士族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宋朝，基本上士族就徹底瓦解了。這才有宋朝靠科舉全面從寒門中取士的歷史條件。五代是士族文人死撐了整個中晚唐，到最后撐不住，向軍人力量妥協，士族謝幕前的最后演出。之后就是庶族文人崛起，逐漸抑制軍人集團的時代。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不殺功臣，千古賢君風范...那是也殺不了啊。自己就是大軍頭，代表職業軍人利益集團。你就算是用冤假錯案，對中層軍頭進行政治牽連打擊，底下那批兵痞兵油子也不認這卯啊...蔣先生你弄我大B哥，我陳浩南、山雞等人就是不愿意，管你什麼理由....政治手段只是在道統穩固的時期才顯得師出有名一些。沒有道統，大家比拳頭，靠硬實力，靠軟實力玩輿論包袱沒有多強殺傷力。

所以，趙匡胤花大價錢，與這些中層軍頭共富貴，共天下，靠著自己作為活著的大哥，跟弟兄們說話還管點事，跟兄弟有一說一，把利益就地分了，解決了中層軍頭的威脅，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本來，趙光義接了趙匡胤的班，很可能是按照趙家兄弟間的金匱之盟約定好的，才能上位。他接班后，二趙的小弟，趙廷美又接了開封府尹，實際上很可能按照金匱之盟密約，是三兄弟輪流當皇帝，然后再傳回趙匡胤的兒子。可趙光義能甘心嗎？他好得也干了20多年，就逐步通過政治斗爭，把小弟趙廷美和趙匡胤的兒子，都給逼死...最終如愿讓自己兒子被立為太子，接了皇位。可北宋前幾個皇帝接老爸班時，個個都膽戰心驚。如果沒有成功轉型為瘋狂打壓軍人和將領的士大夫治國模式，可能北宋父死子繼正常接班也會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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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趙光義盡管看起來窩窩囊囊，但他是實際上終結五代亂象的皇帝。包括堅持近運河為都，大批啟用文人，明修典章，重塑道統文脈，抑制武將，實行強干弱枝的基本國策，以科舉選拔制度為依托的，廣泛吸收庶族，重建新興的士大夫階層，甚至是恢復正常的父死子繼制度...盡管，這里邊很多都有副作用，一直影響著北宋的國運，但起碼，他也給近世社會定了個方向，為長期的有限分裂和大一統進行了探索。宋朝遏制軍頭政治，其實也是不得已走極端，一是塑造文臣與武將的鄙視鏈，讓武將的官階級別和榮譽感，以及仕途空空間，在文臣面前被踐踏。這是讓沒有數百年地方士族高門背景的寒門文人做流水宰相，給文人極為通常的利益共享渠道，用文官系統去打壓武官系統。

二是寧可造成冗兵，拖累財政，也要把絕大部分軍隊都集中到京師便于掌控，形成了近乎極端的強干弱枝。所以唐朝三五萬禁軍，到了《水滸傳》中，就成了八十萬禁軍...而且武將再有軍事才能，都要受控于進士出身的天子門生，文人士大夫。這些犧牲了效率，讓宋朝在版圖上無法伸張，但卻重塑了崩壞的道統，壓制住了唐朝募兵制改革之后，軍頭政治的難題。

從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門閥，到隋的八柱國集團，唐的五姓七望...那個紙貴時期，是先存在全國各個地方具有巨大地區影響力的地方大族，在地方大族的認可下，才有了能夠安撫地方大族，并展開積極央地合作的帝國中央。但唐五代，是中世政治的社會基礎瓦解的過程，并在五代徹底崩潰。舊的秩序結束，新的秩序還沒看到影子，亂象自然嚴重。

唐朝處在高門大姓的轉衰期，所以一會兒整個的《氏族志》，一會兒出個《姓氏錄》，把一些高門大姓，變著法的往下降，進行民望打擊。到宋朝，整出個《百家姓》后，后邊朝代就再不動作了。原因很簡單，沒必要了。士族門閥時期，高門大姓，可以繁榮千年不倒。科舉制下，權貴縉紳三五代就換一茬，隔幾十年，姓氏實力排序就全變了，沒必要再頻繁整了。因為士族力量瓦解了，軍頭也被新興庶族士大夫制約住了，所以從宋朝開始直到清朝滅亡，帝制結束，只有國能滅國，農民起義能滅國，而不再存在權臣或軍頭篡國的現象。清末的袁世凱屬于另一個大變局階段的產物了。

宋朝，一直都在全力摸索，如何克制亂局誘因，和重建新的，符合近世社會基礎的，被廣泛認可的道統倫理。

所以，從周敦頤到二程，到朱熹，理學發展起來了。一套更保守，更禁錮性的儒家思想發展起來了。女人要裹小腳，要舍命保貞操...上個世紀扣到孔子和秦始皇頭上的封建屎盆子，大部分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秦始皇哭訴：老子后半生致力于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復辟，怎麼就成中國封建鼻祖了...馬克思：我也沒想到，其實我解釋過的...）高門大姓的貴族不再，那個時代必然要找到世家大地主莊園經濟瓦解后，更符合小農經濟的政治倫理解釋。存天理，滅人欲，盡管宋朝的理學，看起來有些冷酷，但他卻真很適合後來的超長大一統社會。在執法系統不發達的古代，每個人都在思想道德上，禁錮自己，社會確實能相對少些掠奪時的殘酷...讓閑言碎語對那些肆無忌憚的北宋兵痞，形成一種源自童年的道德禁錮咒，條件反射，他們好得會比五代十國時的兵痞收斂得多吧。

你和宋朝人談女權，說女孩子可以穿露腿裙，那結果不會是什麼女性的個性得到解放，而是奸殺案件的大規模上升，而且那年代地廣人稀，工具落后，還沒個攝像頭，可能大多是無頭案...

當唐五代亂局下，誅行不再切合實際，宋朝的誅心，確實是一種更好的方式...然而，隨著20世紀和21世紀信息化傳媒革命狂潮逐漸到來時，信息獲取成本越來越小，紛繁難辨的信息不斷下沉時，也許新的政治倫理正在醞釀。昨日齊聲稱贊的英雄，明日就會成為被扒皮唾罵的狗熊，昨日人人信任的權威，明日就會成為被批判諷刺的神棍...無論現實證據和形勢多麼明白，歐美甚至港台的那些對中國大陸懷有敵意的人，各種同溫層，就是死抱錯理，油鹽不進，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

..我們無法評價這到底是好還是壞，但我覺得，這只是21世紀傳媒技術革命下，世界性的各國社會基礎劇變的開胃菜而已。民粹主義席卷全球，我們能撐多久？這種變局下，意識形態的怪物，一旦放出來，開始可以咬人，但反噬時，咬自己也是毫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