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子

的回答已經說得很不錯了。我補充一點原因性的信息吧。

「滿清十二帝無一庸人」這個論斷的得出主要是和明朝的皇帝治理情況對比得出的。

如果對歷史有比較細致的了解的話，對比一下清朝和明朝這兩個社會情況最相近的朝代，我們就會發現兩個朝代皇帝們在治國時表現出的巨大差別，可以說差異大到畫風都不一樣。

明朝16帝，很好地延續了中國歷朝歷代皇帝「前期牛逼，中期湊合，后期慘不忍睹」的模式，除了開朝幾任皇帝有比較突出的治理績效，其他皇帝都各種劍走偏鋒，各有各的精彩，唯獨在治國上面都表現得非常心不在焉。有好大喜功建豹房花天酒地到處巡游親自上陣的（明武宗），有按照父輩的教程刷武功副本結果等級不夠全軍覆沒自己被俘的（明英宗），有二十多年不見大臣的（明神宗），有專注于做木匠的（明熹宗），還有數次內官專權到難以收拾的，好幾次被少數民族打到首都城下的，偶爾鬧個內亂一生當兩次皇帝的（還是明英宗）。

即使偶爾出個孝宗或者崇禎這樣專注于本職工作的，但要麼在位時間短，要麼就積重難返了。

相比而言，清朝皇帝們就勤政得多了，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比如乾隆帝每天5點左右就起床工作，數十年基本很少請假，和武藤蘭的出勤度有得一拼。當時皇帝從寢宮到辦公室是要沿途隔一段是要放炮仗提示皇帝來了的，所以臣工們每天戰戰兢兢不論寒冬酷暑都要大清早跑到指定地點候著聽響，跟今天高三學生上早自習聽預備鈴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很不愉快的體驗。而后期的皇帝隨便提一個，哪怕是到了光緒這樣的大后期，也無一不是「宵衣旰食，至深夜方絕」。所以前后期皇帝的勤勉程度基本保持在一個水平線上，而且歷史上的外戚內官專權這些情況基本杜絕，可以說是秦朝以來比較獨樹一幟的大朝代。

就是歷朝歷代都勤勤懇懇，認認真真，用甩明朝十六帝好幾十條街的努力拼命治理下，清朝終于在十二帝的時候滅亡了。明朝276年，清朝267年。

好了，不開玩笑。

為什麼明朝各種昏君、懶君、暴君、庸君，而清朝皇帝這麼努力，但是卻并沒有什麼卵用呢？原因還是出在制度設計上（制度：又怪我咯？）

為什麼明朝皇帝可以那麼隨性浮夸，但國家一直都沒崩潰呢？因為在明朝的設計中，皇帝的權力是受到很大制衡的，這一制衡的力量就來自于一整套的文官體系。在明朝，以宰輔為首的文官政府在實際上管理著國家的絕大部分事務，如果皇帝不夠強勢，那麼文官系統很可能凌駕于皇帝之上，甚至架空皇帝，皇帝花錢的時候自己的私房錢（內帑）不夠還得找文官系統管理的國庫要，但很多時候這種請求都會被文官以各種偉光正的理由駁回，皇帝也沒啥脾氣無可奈何。

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皇帝表現得那麼任性，因為即使皇帝撒手不管，還有文官系統扮演者職業經理人的角色打理著整個國家。相反，皇帝有時候甚至會被文官壓制，因為在中國古代，國家的行政機構的治理能力是很弱的，整個國家處于松散的自然經濟的碎片化狀態，皇帝的意志往往只能到省一級。那皇帝怎麼管理呢？大多數時候就只能靠威權，通過一系列的儀式樹立自己的權威性，讓全國人民保持一顆紅心，這對于皇帝的道德要求就很高。因此文官經常拿一整套繁復的高標準來要求皇帝，所以皇帝難免產生逆反情緒，性子比較好的就消極抵抗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自己去瀟灑，性子不那麼好的就自己拉幫結伙試圖反抗文官體系，那皇帝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能找誰啊，不還找內官麼？所以明朝出了汪直、魏忠賢等好幾次閹黨事件，東西廠錦衣衛搞出了一大波事兒。

但是清朝就不一樣了。清朝的制度設計里面，集權程度比起明朝又高了一個檔次，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所有的權力集中在一個點上，就是皇帝。真正做到了「國不可一日無君」，就像進化到現在的人類，頭一沒了立馬就崩潰了。不像明朝，即使皇帝沒了還有文官系統撐著，即使整個系統被一鍋端了，南京還有一整套的系統備份（雖然實際上并沒有什麼卵用）。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君主的要求就非常之高了。

對君王的要求很高，比較極端的一點就是體現在教育上。清王朝在君王教育、傳宗接代、政權交接上制度設計都比明朝下的功夫要多很多，所以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君王斯巴達式的教育，一旦被選為皇位繼承候選人，處處都是考驗，步步都是驚心。皇子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列入考核績效之中，搞得皇子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而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皇帝來說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命長，同樣的時間清朝傳了12帝，明朝搞出16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特點自然拉長了皇子們的考驗期，比如嘉慶13歲被秘密選為皇位候選人，在35歲的時候才當上皇帝，考察期長達22年。你們可以想象一下讀22年高三是什麼感覺就能大致體會清朝皇位候選人們的苦澀了。

這樣的情況下會培養出什麼樣的皇帝呢？清朝的皇帝大多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作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張宏杰《嘉慶「滑落曲線》），和他們的勤政一樣，做事中庸是清朝皇帝的普遍特色。

但是，治國中庸的后果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平庸。因為這個社會是不斷變化的，即使是在農業文明時期，國家也會不斷地遇到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實地考察分析，需要深入第一線獲取直觀感受，需要跳出原有的邏輯框框和視野去理解問題，創新性地解決問題。

但這些對于常年呆在深宮、接受系統的理論教育、性格平穩保守生活安定的清朝皇帝們太難了。比如清朝在中后期就遇到了大多數盛世所要面臨的問題——人口過剩。人口在和平時期的增長速度太快，超過了當時土地能夠承受的極限，人均資源的減少自然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災荒、貪污、經濟衰退、通貨緊縮等等。而儒家教育對于理解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毫無作用的，自然也不可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由于清朝強調帝王教育——皇帝往往是這一教育體系中學得最好的學生，問題就尤其嚴重。因此他們的解決方案無非是克己復禮、強調節儉、運動式反腐，以道德的方式來應對，自然問題日積月累不斷深重。

所以回到這個命題，清朝十二帝沒有一個庸君這個論斷恰恰說錯了，清朝沒有昏君、沒有頑君，但唯一不缺的就是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