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作為古代近東方面的博士生,有些話題其實幾年來思考了一些,許多都寫在了這里:
電子書: 《我在哈佛讀中東:從小語種到地域研究》鏈接:知乎
如果沒有「中國視角」,我對古代中東的興趣不可能延續下來 - 知乎專欄
問題的一些細節,上面很多人討論過了。我也不是學先秦的,只是有些感興趣。的確,很多在涉及概念、定義的問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有的時候,一個現象能否得到承認,確實和掌控話語權的研究者采取什麼立場有關。
文明、歷史、文字、帝國、城市,所有這些詞都充滿了爭議。西方和國內有些學者,以為這些詞應該是有普適意義的,就好像在當代話語體系里有些人覺得「民族、自由、人權」也有普適定義一樣。然而,從現實角度而言,所有這些概念的定義,無一不來自某個地區、某個遺址或某段歷史的研究。
我們怎麼能覺得,某個地區的文明演進(或者說在哪個階段才進入文明)過程及關鍵節點,可以放之四海皆準呢?那麼反過來,我們能不能說中國的才應該放之四海皆準?其實這種爭論根本就不完全是學術爭論,而是話語權爭論。然而,作為一個文科生,我確實覺得文科幾乎沒有純的學術這種東西。有些「科學」研究的背后都與一個人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何況人文學科呢。
現在關于文明、國家、城市的定義,大多來自近東。所以這里有沒有近東中心論?我覺得有。丹麥的中東研究著名學者,已故的Patricia Crone曾經寫到——「國家」這個概念在只被發明過一次,那就是蘇美爾。我初讀到這句話,就覺得莫名其妙——這種話是一個無法證明或證偽的斷言,難道就因為作者有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著作里?一個丹麥人可能不在乎這種說法,但對于印度人、希臘人、中國人這些經歷過相對獨立(當然印度和希臘顯然都與古代近東關系很緊密)的古文明,并且現在仍然保留部分(希臘較少,印度、中國較多)古文明元素的社會成員,或許會對這種說法產生一定的懷疑。
如果是器物,從一處傳播到他處,還算有跡可循。比如冶煉技術(中東擴散)、造紙技術(中國經阿拉伯到歐洲---不是紙草)、糧食作物、牲畜。到藝術風格、文學主題這一塊就已經有主觀因素了,雖然嚴格地考察尚有可能。要說什麼思想觀念在人類社會中是獨立起源還是單一起源,那可真是難上加難。不過,西方有些學者下起結論來似乎相當有信心。
假如是獨立起源,那麼「國家」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歷史,雖然有許多共性(假定是因為人類的共性),但也應該是各具特色,無需各自削足適履的。
有些朋友可能要問了:人家西方學者,沒有鼓吹歐洲中心,反而鼓吹近東中心,這不恰恰說明人家實事求是嗎?然而,西方某些學者近一百多年來鼓吹近東中心,其實和之前鼓吹希臘中心是一樣的,核心仍然是西方中心。
這不是扣帽子。因為古代近東早就在理念上被西方某些學者盜用為西方文明的祖先,而非中東文明的前身了。
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討論過這個問題:
「如同歷史學者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所言,早期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學家認為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回到了(文明的)幼年時代……他們發掘的大多是與圣經記載直接相關的遺址,而這是一段他們認為屬于自己的歷史——和文物本身一樣屬于自己;而這段歷史的代表,就是他們自己」。將巴比倫等古代文明與西方直接聯系起來,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著切斷這些遺跡與當時這片土地的主人的關聯。哥倫比亞大學中東裔亞述藝術史教授巴赫拉尼(Z. Bahrani)敏銳地指出:「在正統的中東歷史教科書中,蘇美爾、巴比倫和亞述文明絕不能與公元七世紀(注:即伊斯蘭征服)之后的伊拉克文化有任何關系;取而代之的是,這段過往被移植到‘文明演進’的大樹上,而這種演進在定義上就排斥了‘東方’,因為它恰恰因為和這個‘他者’的對比才能夠為人們所感知。
」
這種原本屬于學術思潮的看法也隨著近東研究在歐美的發展也被一點點向大眾傳播。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的建筑上有一塊著名的浮雕,或許也多多少少體現了這種觀點:左側的埃及法老將象征「生命」的象形文字符號交給右側的西方年輕人;站在「東方」一側的漢穆拉比、大流士的等近東國王,而站在西方一側包括希羅多德、亞歷山大大帝、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以及一排十字軍戰士。用這個場面來代表東西方的在歷史上或和平或充滿暴力的對話本身無可厚非,然而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東方陣營」的最末一位代表是波斯薩珊王朝國王霍思勞二世(Khosrau II),而他恰恰是阿拉伯征服和中東伊斯蘭化之前的最后一位能夠掌控局面的波斯國王,而在他的繼任者即中國史料中的伊嗣俟三世(Yasdegerd III)時期,波斯帝國在阿拉伯大軍的沖擊下已經瀕臨崩潰。
換言之,「東方」文明與現代中東及其文化上的直系祖先無關,應該是兩者間甚至存在一種對立;第二,古代近東文明的「生命」最終傳遞給了現代西方,而「西方陣營」里還刻畫了考古學家的形象。也就是說,當今能夠解讀、欣賞乃至重新賦予古代東方以活力的,正是西方。」
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建筑上的浮雕 (http://oihistory.blogspot.com/2008/08/tympanum-within-arch-on-doorway-to.html)
來自:
當代「巴比倫」--伊拉克考古與薩達姆時期伊拉克的國族構建 - 知乎專欄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何西方某些學者熱衷于將近東標準應用于全世界,以及為什麼某些學者及他們的中國追隨者對中國古文明的對應持一種比較苛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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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夏朝本身。的確我們不好說二里頭遺址就是夏朝,但如同上面有人說的,是不是夏朝不重要,更重要地是二里頭及其前面的陶寺、石峁等新石器后期城址如何幫助中國人認知華夏大地上復雜社會的形成過程。說實話,當今中國的土地上都不一定只有一種模式,中原腹地和東部沿海、西南地區的早期復雜社會形成過程都可能不一樣。既然經歷不同,就沒必要靠某一個標準來套其他的,各自描述,各自研究,然后總結共性,求同存異即可。
但西方學者,特別是關于宏大理論敘事的學者,不知道是因為近幾百年西方文明的強勢,還是因為某種信仰,過分強調共性,忽視個性,我個人覺得這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
對此,已經有中國學者在反思和爭論。張光直先生畢生致力于中國先秦考古研究,雖說他的學說未必所有人都接受,但他在文章中提到過,也許中國古代的延續型發展模式反而更常見,近東的突破型發展才是特例,因而不能用后者來衡量其他人。
還有學者指出,研究中國古代的概念,要立足于中國古籍和中國的器物材料,恰如研究古代近東的概念也應該立足于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字母文字文獻和圣經等傳世文本,而不是將西方當代的概念強加到古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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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是否真的對中國更苛刻?不好說。的確,印加帝國沒有文字,研究印加帝國的西方學者們也樂于承認他們是文明,是帝國。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好像許多都沒那麼客氣。研究其他地區的西方學者對中國往往更不客氣了。我在簽名中的電子書里就講過自己在哈佛遇到的經歷。事情都是小事情,但可見一斑。
這是為什麼呢?我想起那邊著名同時在我眼里也有些臭名昭著的《全球通史》(Stavrianos本人就是個希臘裔),希臘中心論的典范。
那里面極力暗示商朝是外來——西來——的文明。蒲立本自己在書里提過,他曾經在七十年代時去會上讀過一篇論文,想證明甲骨文的天干地支二十二個字來自于腓尼基二十二個字母(那個時候的腓尼基字母可不止22個,再者說所謂腓尼基這個概念、大部分腓尼基語銘文出現的時候,已經基本到西周初期了;殷墟甲骨文早期其實是地中海東岸遭受外來攻擊的文獻斷檔期),後來發現好像不太對就沒發表。如果大家讀過賓大著名漢學家梅維恒先生的博客,就不會對這種說辭太過陌生。
對于某些從發現仰韶文化開始就盡力證明中華早期文明全方位來自于西方的學者來說,你說他們有什麼動力承認夏朝存在?甲骨文出現之前,他們商朝都不承認;甲骨文發現之后,人家想的是什麼?「甲骨文不屬于你們中國人的祖先,外來的,是外來統治者強加于底層的。
」 這現在恐怕不是主流看法了,但我仍然親耳聽人提過。
我認為華夏文明的確有很多元素來源于中亞、近東。有什麼奇怪的?近東內部也是傳來傳去的,這我在其他答案里說過。文明傳播、引進技術不丟人,海納百川值得自豪。
不過我想強調的主要就是這種涉及中國則有罪推定的傾向,我認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學術研究的非學術性。
別忘了,印加帝國研究者和漢學家、近東學家不是同一撥人,而他們的研究對象也不一樣。有什麼區別?如果我們看看今天的秘魯、伊拉克、敘利亞和中國,大家覺得這些地方有什麼區別?如果我們看看文明的延續,這些地方有什麼區別?
我來說兩句兩句誅心的,沒有根據,全是胡說:
首先,那些地方在現實世界中對西方(已經)構不成威脅;經濟體量不值一提,政治體制也沒提供另一個可信的選項;更沒有十幾億人口。
其次,那些地方的古文明已經死亡了。信仰、語言、文字、人群、思想、傳統,能留下來多少?和中國比比呢?
陰謀論一下:西方某些學者眼里,古代近東是他的祖先,這樣一來,不就變成了:「我們西方比你中國強不是一兩百年,而是五千年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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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個專業內的。
有朋友比較了西方學者對特洛伊、荷馬史詩考古的標準很松。我有些耳聞,但并不是我專業。但我的作業更恰當啊:圣經。
圣經考古就是從為了證明圣經內容開始的啊。
至今,在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所羅門存在的情況下,某些大興土木的遺跡(如Megiddo)不就被許多主流學者當成是所羅門統治的證明了麼?關于大衛,只有后世一塊阿拉姆語石碑(Tel Dan Stele)上寫了」byt dwd「(大衛家)——但這不是同時期的史料啊,差至少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的時間我覺得在傳統社會造個假祖宗不難。但主流的古代以色列歷史里為什麼還拿大衛和所羅門當真事呢?
我導師(世俗猶太人)跟我談起這些和夏朝,覺得二者可能都是真的,因為他覺得古人文獻未必不可信(有人認為夏朝王表是周人編的);我當時覺得二者可能都不太可信,只能證明有東西在那兒,非說是大衛家或夏代,目前確實缺乏直接證據。
但我覺得這兩者看法都沒什麼。最怕的就是雙重標準。
我特別好奇那些質疑夏朝的西方學者對圣經歷史和考古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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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是否存在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不要迷信西方話語體系,自己去尋找和重構中國文明的早期發展脈絡。在這個過程中,世界各地的信息都值得拿來類比、對比,但不應該覺得別人依據其他資料給出的定義是神圣的法律。
再說,法律還有國界呢,何況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