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事物的發生，都有其歷史的根源的。這可能也是我們應該要讀歷史、建立歷史觀的原因。

五代十國的產生，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時期。這個時期，開始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其一，是兵制的變化，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

唐玄宗開元年間在軍事管理上的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府兵制的消失，代之以募兵制。簡單來說，府兵制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府兵平時為耕地的農民，農忙的間隙訓練，戰時為兵。戰后府兵解散，歸于各府，將歸于朝廷。這樣，士兵不失業，將帥不會擁兵自重。府兵的訓練和征召由各地的折沖府負責。而募兵制征召的是「職業兵」，或者是為國家服務的「雇傭兵」，屬于自愿應征。

府兵制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軍事制度。自西魏開始到唐朝的天寶年間瓦解，經歷了約200年時間。

武則天統治時期，唐朝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處于一種不甚穩定的狀態。這種不穩定一直持續到唐玄宗的開元年間。在這個時期，節度使（戰區司令）開始出現，地方邊疆勢力與日俱增，中央禁軍和地方軍隊都在擴張和發展，均田制和租庸調制遭到破壞并開始崩潰，這樣就使得府兵制開始走向崩潰。自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到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是府兵制瓦解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府兵制在形式上還能夠維持，但是實質上已經遭到破壞。自開元元年，府兵制愈加難以維持，終于在天寶八年正式崩潰。這個時期，皇家的軍事力量也由府兵轉為中央禁軍和地方部隊，征兵形式也從府兵制轉為募兵制。

在唐朝初期府兵制下，折沖府（征兵府）有木契和銅魚等作為符信。

皇帝出巡，太子留守京師調動軍隊的時候，使用木契符；將領率士兵五百、馬五百匹以上出征時，也用木契符。西京留守長官以及各州的州長等有權力調動軍隊的官員，也發給木契符。調動軍隊、撤換機關的時候發給銅魚符。兩京的留守長官、各個州郡、各個軍事基地、折沖府等，都發給銅魚符都督（軍區總司令）、折沖府（征兵府）和郡政府驗證木契符或者銅魚符密合以后，才會派兵。

在府兵制下，折沖府派送士卒到各個禁衛軍，被稱為侍官（皇家衛士），所以府兵的社會地位還是比較高的。同時，因為府兵需要自己配置裝備，自己承擔往返的衣食，所以能夠出府兵的人家，一般家境都還算殷實。府兵由于可以免除徭役，還可以因功勛授田，被本鄉視為「子弟」， 容易產生榮譽感。

但是後來，各軍卻把士兵借給權貴私人使用，這些權貴把士兵們像奴隸一樣驅使，所以長安市民把被征兵當作是一種恥辱，甚至在談話中都把當兵看作是一個可恥的笑柄。

天寶八年（公元749年），李林甫建議取消征兵府木契、銅魚軍符，玄宗批準。至此，府兵制名存實亡。折沖府也成了一個有編制但是無任何實際工作的部門。

府兵制變成募兵制以后，應募從軍的經常是一些地痞流氓、游民無賴，或者是低階層的販夫走卒，從來沒有見過武器，更不用說戰斗力了。

另外，因為和平時期很久，有些無知的人就認為武器已經沒有用處，可以銷毀了，所以還出現了禁止人民攜帶刀劍弓箭的奇怪規定。社會風氣也為之一變，大家都不太看得起武官。

在募兵制下，邊防將領（節度使）的軍事力量逐漸強大起來，藩鎮也是成于此時。

例如，蓋嘉運、王忠嗣等都曾控制數個節度，權力開始集中。同時，邊防將領的任期也開始變長，十余年都不調換。結果就是，勇猛的將領和精銳的士兵，都集中在邊疆，中央的戰備越來越差。

此外，唐朝初期，節度使（邊防將領）都選用那些忠厚而且由名望的重要官員擔任，并且任期比較短，還經常在不同戰區之間輪調。節度使從不兼任其他的軍區，也從不讓中央的官員遙控指揮。其中功勛和名望很高的節度使，往往會調到中央任宰相，比如李靖、李世勣、劉仁軌、婁師德等。非漢族的將領，即使智慧才略再高，也不會讓他們單獨擔任大將，而是任命一個漢族的官員作為統帥，作為制衡。例如，公元640年，阿史那杜爾討伐高昌國時，由侯君集當統帥；公元645年，契苾何力、阿使那思摩征戰高句麗時，由李世勣做統帥。

而李林甫因為自己不學無術，文學水平低，所以對于有學識、有才干的人一直保持很高的警惕。為了防止這些人對自己構成威脅，李林甫的想法是讓胡人擔任邊防將領，因為胡人大多不識字，所以對自己的相位自然不會構成威脅。于是，李林甫向玄宗建議說：「文官出任統帥，面對亂箭飛石，都極為恐懼。不如專用出身貧寒的胡人。他們沒有黨派，陛下只要誠心誠意地恩待他們，他們就都會忠于皇上。」 玄宗很欣賞這個建議。

所以，到了八世紀四十年代末的時候，各個節度使基本上都是由胡人擔任，比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帝國的精銳部隊都在北疆，國家的軍事情勢發生了傾斜。

其二，是內政的變化，宦官專權

安史之亂之后的一百三十多年，唐朝并非沒有中材之主，但是都無法振興，這與宦官掌權有著莫大的關系。

后世明朝的宦官權勢也非常大，但是也僅僅掌管著特務機構，依舊依附于皇帝。而唐朝中后期宦官權勢之大，縱觀整個中國古代王朝，也無出其右著。他們甚至能夠誅殺大臣，廢立皇帝。其中原因，就是唐朝的宦官掌握著禁軍。而宦官掌管禁軍，也非一日而成。其發展的源頭，也是在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年間。

唐朝創建初期，設有內侍省，主管宮廷內部事務，專用宦官。為了防止宦官專權，唐太宗曾經命令內侍省不得設立三品以上官員。內侍省的長官是內侍，官品也不過四品。唐高宗和武則天當政期間，內侍的職能也不過是「閣門守御，黃衣廩食」。到了唐中宗時期，宦官數量有所增加，約有三千人，但是官位品級依然不高。

但是到了唐玄宗執政的時候，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經歷開元盛世之后，國家生平已久。而唐玄宗隨著年齡的增加，也開始倦怠、奢靡。宦官當中，稍有稱心如意的，就授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府門上配置 戟的儀仗。所以到了天寶后期，宮中「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硃紫者千余人」（注：唐朝官服中，紫色為三品）。當這些宦官奉命出使各州時，地方官員都竭力奉承，供應大量的財物。京城郊區的田園房產，有一半都在宦官手中。

宦官掌管軍權，就始于唐肅宗。

最先掌握權力的宦官是安史之亂爆發時，跟隨唐肅宗李豫逃跑的小太監李輔國。李豫當了皇帝后，尊稱李輔國為「尚父」，這個稱呼始于周朝皇帝姬發尊稱姜子牙。從此，不論事情大小，都會征詢李輔國的意見。

後來，有刺客進入李輔國的家中，砍下李輔國的頭和一只手臂而去。

李豫下詔追查兇手，但是沒有查到，也應該不會查到。李豫派宦官到李輔國家慰問，用木頭刻了一個人頭安葬，追封他為太傅。

李輔國雖然被清除了，但是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因為替代李輔國的是另外一個宦官程元振。程元振因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柱國、知內侍省事，尋判元帥府行軍司馬。程元振專制禁軍，威權赫然，與李輔國沒有什麼差別。

兜兜轉轉，代宗依然離不開權臣，陷入了從一個權臣到另外一個權臣的漩渦。

當然，元載也未得善終。代宗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秘密謀劃，于大歷十二年（公元766年）十二月三日，抓捕元載，賜死。董秀被杖殺，卓英倩和李待榮也被處死。

之后，代宗任命楊綰為相。當初，元載弄權之時，楊綰保持中立，潔身自守。不過，楊綰身體一直有病，當年七月就去世了。

到了代宗之后的德宗，一度將禁軍的統帥權力交給禁軍將領白志貞，但是他貪贓枉法、結黨營私。德宗非常失望。

涇師之亂時，德宗倉惶出逃，竟無一名禁軍保護，只有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這讓德宗覺得還是宦官可靠，于是將白志貞罷免，由竇文場統帥神策軍。不久，又設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以竇文場和霍仙鳴分別擔任。至此，宦官掌管軍權成為定制，一直到唐朝末期。唐朝自穆宗以后，皇帝多受制于宦官。穆宗以后共有九帝，除了敬宗和哀帝，其余均為宦官所立。而敬宗雖然不是宦官所立，但卻死于宦官之手。

其三，是藩鎮割據的形成，國家實際上已經碎片化

唐朝初期的節度使主要設置在邊疆，節度使管轄的地區稱為藩鎮。安史之亂以后，為了盡快平定叛亂，唐朝誘使叛軍將領反叛，并許以節度使。

此外，中原地區新設立的節度使和新招募的軍隊也逐漸設立軍鎮。軍鎮也就擴展到了黃河以南和江淮地區。最終，全國形成了四十多個藩鎮。而唐玄宗天寶年間，全國還只有十個節度使。

隨著唐朝的府兵制的瓦解，以及募兵制的建立，安史之亂以后的節度使在軍事、財政和人事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不再受到朝廷的控制。另一方面，因為藩鎮眾多，再也沒有出現像安祿山那樣一家獨大的藩鎮。唐朝政府也在調整策略，利用藩鎮來制約藩鎮。所以，藩鎮雖然不受朝廷控制，但是也不敢輕易反叛。藩鎮之間保持著相對的均勢平衡。

安史之亂平叛以后，史朝義的部將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和薛嵩投降。唐朝當時已經無力剿滅其余的叛亂勢力，所以籍賞功之命，授這四個人為節度使，管轄原來安祿山所占領的地區。

其中，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駐守幽州（北京市），轄區在河北北部；張忠志（原名安忠志，後來代宗李豫命其改名為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駐守恒州（河北省正定縣），統轄河北中部地區，包括恒州、定州、深州、易州和趙州；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駐守魏州（河北省大名縣），統轄河北南部和山東北部；薛嵩為昭義軍節度使，駐守相州（即鄴城，河南省安陽市），統轄相、衛、邢、洺、貝、磁六個州。

大歷七年（公元772年），薛嵩去世，其弟薛崿接任節度使。兩年以后，田承嗣策反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驅逐薛萼。田承嗣乘機占領相州和衛州，控制了昭義軍。

代宗發動淄青、成德、幽州、河東等十幾個藩鎮討伐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田承嗣無法抗衡，于是向淄清節度使李正己示好，獻出戶口、甲兵等。

李正己于是按兵不動。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剛剛受到朝廷的宦官的侮辱，田承嗣乘機表示可以幫助他攻占幽州鎮。李寶臣相信了田承嗣，派軍襲擊幽州鎮。幽州節度使朱滔大敗。其他藩鎮也相繼撤兵。

大歷十一年（公元776年），田承嗣向朝廷陳表謝罪，代宗無奈赦免田承嗣，命其繼續擔任魏博節度使。隨后，河朔三鎮與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結盟，成為利益一致的武裝集團。至此，河朔三鎮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狀態，并深深地影響著唐朝中后期的局勢。

唐朝政府沒有辦法，只好在三鎮周邊設置了其他的藩鎮，用以遏制三鎮。這個策略有一定效果，但是同時也造就了其他的藩鎮勢力，同樣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控制權力。

河朔三鎮，或者也包括其他藩鎮，謀求的是父子繼承，類似于戰國時代的各個諸侯國。

另外一個訴求就是，各個藩鎮雖然每年向朝廷進獻貢賦，但是在軍事、財政和人事上保持相對的獨立。唐朝政府雖然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自安史之亂后的六十年間，藩鎮的勢力也的確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比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去世以后，魏博鎮相繼由田悅、田緒、田季安、田懷諫等田氏家族統治長達四十九年。

藩鎮的另外一個變化是牙兵牙將的興起。節度使在軍事上統治著軍隊，其中比較精銳的部隊稱為牙兵，成為與唐王朝抗衡的主要力量。但是，牙兵牙將勢力強大以后，就出現驅逐原來的節度使，取而代之的現象。所謂「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對于這種情況，唐朝皇帝也只能默認。

德宗在位初期，決定不再姑息藩鎮的世襲。建中二年（公元782年），李寶臣去世，其子李惟岳上表請求繼承成德節度使。

德宗不同意，任命張孝忠為成德節度使，聯合幽州節度使朱滔征討李惟岳。

李惟岳則聯合魏博和緇青兩鎮，推舉魏博節度使田悅為盟主，對抗朝廷。這幾個藩鎮能夠聯合起來，主要是因為朝廷否定了他們的核心訴求，就是藩鎮世襲。

朱滔不久就擊敗李惟岳，并將其首級送到長安。成德鎮也被瓜分。張孝忠為定、易滄州節度使。原成德兵馬使王武俊為恒、冀州團練觀察使。朱滔自恃功高，請求得到深州，沒有被批準。王武俊沒有被任命為節度使，心中頗為不滿。于是田悅趁機遣使者說服朱滔，承諾割讓貝州。又派使者見王武俊，答應呈獻深州。于是朱滔和王武俊攻擊張孝忠的唐軍，將其擊敗。隨后，朱滔自立為冀王，田悅、王武俊和緇青節度使李納也先后稱王，分別為魏王、趙王和齊王。

這樣，河北地區又成立了新的藩鎮割據聯盟。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河北四鎮尚未平定，淮寧（總部設蔡州【河南省汝南縣】）節度使李希烈叛亂，攻陷汝州（河南省汝州市）。之后又攻克尉氏（河南省尉氏縣），包圍鄭州，軍隊向西挺進到彭婆（河南省伊川縣彭婆鄉）。洛陽震動，百姓都逃到山里避難。

德宗命左龍武（禁軍第三軍）大將軍哥舒曜（哥舒翰之子）為洛陽和汝州節度使，率領鳳翔、邠寧（陜西省彬縣）和涇原（甘肅省涇川縣）三個戰區以及奉天（陜西省乾縣）、好畤（陜西省永壽縣）的神策軍一共一萬余人，討伐李希烈。

哥舒曜行進到穎橋（河南省襄城縣穎橋鎮）的時候，遇到暴雨，于是率軍退到襄城（河南省襄城縣）據守。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李希烈率領三萬人包圍襄城。

德宗命其他節度使和神策軍增援襄城，但是大家各自為戰，所以襄城之圍一直不能解除。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也奉詔率領五千士兵增援襄城。十月二日，部隊抵達長安。當時已是冬季，天降大雨，士兵們冒雨前行，饑寒交迫，希望能夠獲得賞賜來維持生計。但是，到了長安，竟然沒有一點獎賞。

十月三日，涇原士兵行進到浐水（灞水支流），德宗命京兆尹王翃犒賞，但是王翃擺出的卻是粗糙的谷米，摻雜著皮殼。士兵的怒火終于被點燃，揮旗擂鼓，回軍直奔長安。姚令言聞訊，急忙從宮中趕來，在長樂阪遇到嘩變的士兵。然而士兵已經不再聽從姚令言的指揮，繼續西進，奔赴長安。

德宗發覺勢態嚴重，每個士兵賞賜兩匹綢緞。沒想到這更加激怒了士兵。士兵們殺死了前來送信的欽差宦官，涌入長安，大聲宣布：「不搶僦柜納質，不繳納間架稅（房產稅）、除陌錢（交易稅）」。

如此，本來紛紛逃難避禍的市民反而聚攏觀看，人數達數萬人。

涇原兵變發生的背景是德宗時期，國力疲敝，財力窘迫。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是因為平叛割據的藩鎮需要大量用兵，耗費不菲。但是德宗在用人和政策上的失誤無疑也加劇了財政的窘況。一方面，德宗將禁軍和神策軍的指揮權從宦官手中奪走，交給了對自己言聽計從的神策軍使白志貞。但是，白志貞卻是一個貪污、瀆職、無能之人。神策軍有將士陣亡，他都隱瞞不報，而是接受富家子弟的賄賂，將他們列入軍籍，領取空餉。所以神策軍的真實實力已經明顯下降。

而德宗又任用了一位奸相盧杞。為了增加稅收，盧杞和他任命的度支趙贊將商業稅從三十稅一，驟然提高到了十稅一。這引起了商人的極大不滿。而令這種不滿進一步加劇的是隨后推出的間架稅和除陌錢。

所謂間架稅，就是每一棟房屋，以兩根橫梁的寬度為基準，稱為「一間」。上等房每間收兩千錢，中等收一千，下等收五百。所謂除陌錢，就是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的給與，還是商業往來的貨款，每一串錢收取五十錢。

唐朝當時商業體系已經初具規模。民間已經發展出了類似典當的商業行為，稱為僦柜納質。僦柜就是收費代人保管金銀和貴重財物的柜房。納質就是用財物抵押，獲得錢幣，日后贖出的時候需要支付一定的利息。德宗針對市場上的這些貨款、抵押款、預付款（僦柜納質錢、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律征收四分之一，并且封存了市場上的僦柜。這一無異于強盜的行為導致長安商人的集體罷市。

由是，民怨載道！失去民心的德宗只好帶著皇妃、太子、皇子和女兒，從北門倉皇逃奔奉天（陜西省乾縣）。

涇原的變兵沖入皇宮，將府庫搶劫一空。變兵自知開弓沒有回頭箭，于是找到了在長安賦閑的前隴右、鳳翔節度使朱泚。朱泚是朱滔的哥哥，本來因為朱滔造反而惶惶不安。既然被擁立為皇帝，索性就造反了。姚令言此時也歸順了朱泚，被任命為侍中。

稱帝后的朱泚立即率軍圍困奉天。奉天岌岌可危，幸虧先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邠寧節度留后韓游瑰和涇原兵馬使馮河清的支援，後來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河東節度使馬燧以及神策軍尚可孤的增援，歷時一個多月的血戰，才將朱泚擊敗。史稱「奉天之難」。

此后，在盧杞的挑撥下，德宗又逼反了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使其與朱泚走向聯合。

盧杞相貌丑陋，是個心胸狹窄、嫉賢妒能之人。德宗時期的宰相楊炎相貌英俊，推行「兩稅法」，取代不合時宜的租庸調稅制。

盧杞和楊炎同朝為官，但多有不和。盧杞于是陷害楊炎，致其被勒死在海南崖州，年五十五而已。

另外一個被盧杞陷害的人是顏真卿。顏真卿為四朝元老，剛正不惡。李希烈叛亂之時，盧杞鼓動德宗派顏真卿去汝州宣慰李希烈。世人皆知這是盧杞在借刀殺人，但是顏真卿仍然毅然前往，僅告知兒子「奉家廟、撫諸孤」。顏真卿沒有被李希烈的威逼利誘折服，以身殉國，年七十七歲。

頗為諷刺的是，盧杞的父親盧奕是個忠臣。安祿山攻陷洛陽時，盧奕大罵而死。父子二人，一位列入《忠義傳》，一位流入《奸臣傳》。

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無奈下《罪己詔》，即陸贄所書的制誥《奉天改元大赦制》。對于河北割據的藩鎮皆免其罪，令其繼續鎮守原地。只有朱泚不能赦免，但是跟隨朱泚造反的官吏，蓋不追究。

這樣，才稍稍平息了藩鎮的叛亂。這也說明唐朝皇帝已經無力制轄各個藩鎮了。

涇原兵變是德宗執政的轉折點，也是唐朝中后期的一個轉折點。一方面，中央禁軍、神策軍的權力又掌握在宦官手中。另一方面，藩鎮割據狀態更加穩固。

藩鎮割據的形成，是唐朝結束以后中原碎片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