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君權和相權的矛盾，從戰國時期起，中央集權開始形成。因為政事繁多，國君一人難以應付，就出現了以丞相為首的朝官集團。為適應這種政治體制變化的需要，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已普遍設立相職，建立起各自的丞相制度。在秦統一中國、實行丞相制度后，相權日強。到西漢初期，宰相的權力更是迅速膨脹，并很快達到鼎盛時期。丞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所不管，與當時的皇權基本上處于平等狀態。蕭何、曹參等一批名相出現，在西漢的政治舞台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而這更加強化了相權的地位，在君相「坐而論道」之時，相權和皇權之間的矛盾開始暴露出來。

為了保障君權，皇帝采取兩種措施，一是封王，即封同族子孫為王，鎮守外藩，意在保障皇權。但是歷史證明，這更容易引起皇權的動蕩，尤其是藩王勾結朝臣，里應外合，對皇權打擊是致命性的。

漢景帝時期就爆發了七王之亂，之后藩王逐漸削弱。 二是聯姻，即和有有功大臣聯姻，以姻親結成同盟，一方面鞏固皇權，另一方面體現對功臣的信任和親近。而這些大臣成為姻親后權力更大，實力更強，有效的分化了相權，強化君權，但為日后的外戚干政埋下伏筆。

第二，皇位繼承制度的局限性。秦始皇一統六國后，確定了皇帝制度，以 「奉宗廟之重，終無窮之祚」，自稱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也。秦朝雖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漢卻把皇位繼承制度保留了下來并日趨完善。

皇位繼承制度，使儲君的范圍集中在當今皇帝的子嗣當中，選擇余地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現幼帝即位的機率就極大。加上古時醫療技術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來就不多，皇儲的選擇范圍就更小了。

由此便造成了君少母壯的局面，一方面小皇帝繼位的時候無法理事，另一方面小皇帝往往勢單力薄。這個時候于情于理，兒子一般天然會依靠母親，而母親能夠依靠的力量，則天然的是自己娘家人，這就讓外戚進入權力階層成為了可能。

加上前面說的君權相權平衡，需要一支力量成為自己的助力來對抗其他勢力，那麼外戚也就會成為一種選擇。加之皇帝為了籠絡官員，和實力官僚結成姻親，外戚干政就成為一種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