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裂與大一統的內因當然是矛盾

大分裂是各種矛盾無法調和的產物，而大一統是基本矛盾被調和的產物，而混亂的南北朝就是這個調和矛盾的過程。

要想推究隋唐強盛的由來，我們必須厘清是什麼導致了魏晉南北朝的大分裂？

1、豪強坐大

2、皇權下行

3、民族矛盾

總之，當時大凡也就是這三個問題，而這三大矛盾又相互關聯，進而導致從漢末至南北朝的諸王朝，其始終陷于一種內外交困，顧此失彼的狀態中。只要三大矛盾沒有被緩解（所謂緩解，即最起碼不能激化嚴重的社會矛盾或政權斗爭），那麼這種紛亂就不會停止。

通常來看，亂世的發端在于黃巾起義——大起義本身是漢中期以后吏治腐敗，豪強擴張的結局。進而，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地方軍閥勢力不斷擴大，到漢靈帝搞出州牧制度以后，漢王朝的權威就進一步縮小了。

漢靈帝雖然昏聵，但最起碼還算一個長君，等到孝靈晏駕，弘農紹統，或者說再往后董卓廢弘農王之后，東漢的皇權進一步下滑。如果說，漢靈帝時期的皇權只能算是「岌岌可危」的話，那麼在弘農、孝獻時期，皇權就跌破了「危機值」，再也無力控制地方，于是乎出現了漢末割據的局面。

而在皇權失御以后，這些豪強則繼續趁著戰亂，內則兼并山澤土地，外則謀求政治地位，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張，進而成為了所謂的「門閥士族」。那末，到了西晉建立，西晉雖然完成了統一，但這種統一，實則只是在武力上消滅了蜀、吳兩個割據政權，而社會中的三大矛盾司馬氏一個也沒搞定——甚至變得更糟了。

門閥士族的問題司馬氏當然是不可能處理的，這輩子不可能去處理的，司馬氏分設諸王擔任持節都督又使得地方擁有了覬覦神器的力量，而且，民族矛盾此時急劇升溫。

當然，如果說皇帝有點水平，興許還能讓炸彈晚點爆炸，當然炸總是要炸的，不過是炸在誰手里的事罷了。但司馬衷是個傻子，賈南風又直接點了持節都督這顆炸彈，結果當然是炸出一個八王之亂來，這場爆炸順便又引爆了民族矛盾這顆炸彈，炸出一個永嘉之亂，最后兩顆炸彈把西晉炸上了天。

西晉不可能去處理門閥士族的問題，東晉就更不可能了。在永嘉之亂后，由于司馬睿本身勢力薄弱，上台靠的就是門閥士族的輔佐，所以當然不會有能力去削弱門閥士族——他倒是想過，結果直接被王敦堵在家里，活活憂懼而死了。

可以說，在東晉十六國時期，三大矛盾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南北分裂、門閥政治、地方割據，而晉末至南北朝，則是彌合矛盾的時期，但彌合的過程，卻反而更加痛苦。

原因很簡單，東晉的皇權實在太弱了，所以也就達成了一個虛君之下的權勢平衡，但是從南朝開始，統治者企圖增強皇權，但皇權本身在剛剛恢復之際仍然極不穩定，從而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劇烈斗爭。而且，在這一時期，一切力量都會成為皇權的威脅，統治者不可能面面俱到，那麼就必然陷入顧此失彼的結局。

就拿劉宋來說，劉宋面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門閥士族的影響依然存在，另一個是皇權政治本身極不穩定。雖說沈約在《宋書》里說過什麼「孝建泰始，主威獨運」，但不要真的認為宋孝武帝以后就真的主威獨運了。

眾所周知，一切都是比較而言的。你拿劉宋的皇權跟司馬睿比，那當然是贏麻了，但拿它跟隋唐比，李隆基大概會疑惑，這玩意兒怎麼也算皇權。再簡單點說，劉駿跟劉彧這兩家伙為什麼殺那麼多人，還不是因為皇權薄弱嗎？要是能像常規的皇權政治那樣去行使皇權，他們犯得著去搞大清洗？

——叉開說一句，為什麼亂世里奇奇怪怪的皇帝會變多？如果只看到是暴君的存在導致了國家的動蕩，那是不全面的，實際上，當皇權不能被完全正常行使的時候，天知道皇帝會干出哪些正常不正常的事情來「行使皇權」……

那好，劉義隆面對的情況如下：

1、門閥士族仍然有一點力量

2、宰相剛把他哥捅了

3、東晉一朝地方權力凌駕中央

鑒于前兩個問題，劉義隆選擇向前輩司馬曜學習，讓自己的弟弟來錄尚書事。但是劉義隆似乎忘了一點，晉孝武帝晚年就已經和弟弟司馬道子產生了主相相持的政治局面——看起來皇親也未必能多省心。不過有一說一，劉義隆似乎在短期內也未見得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到頭來，劉義隆跟他弟弟的情況比晉孝武帝的主相相持更爛一步，到了主相相爭——當然，劉義康有沒有真的想要陰謀奪權咱也不好說，總之，劉義康成了劉義隆的最大威脅。

那怎麼辦？這個簡單，把劉湛砍了，把劉義康扔到外地去，然后換個弟弟（劉義恭）接著上。——劉義恭在宰相位置上一呆就呆了二十多年，經歷三個皇帝，最后被劉子業給肢解了。

那地方不聽朝廷的，劉義隆怎麼辦，把宗室扔到地方上去。當然，這活也不是劉義隆整的，畢竟他小時候也被他爸扔到江陵去當荊州刺史了。但無論如何，對于宗王持節外鎮，我的評價是，頗有西晉遺風（

當然，劉宋的宗室們也確實挺有西晉遺風，劉劭之亂、劉義宣之亂、劉誕之亂、義嘉之亂、劉休范之亂、劉景素之亂玩個不停。外面的宗王搗亂，搞得皇帝不得安寧，于是乎宋孝武帝改革了中外軍體系，增強中軍，當然這是治標不治本的，畢竟叛亂沒有被制止，只是確保了中央軍能打贏內戰罷了。

那什麼叫做治本？劉駿、劉子業、劉彧異口同聲地告訴你：把直系親屬全送去見高祖武皇帝就行了。

畢竟只要沒有皇室，就沒有皇族內亂

到劉景素被殺為止，劉宋成功做到了國內找不到一個成年宗室的壯舉（成年宗室其實是有的，只是在北魏孝文帝那里）。那沒有皇室，劉裕又有外戚不得干政的祖宗之法，那朝廷總得有人管啊，于是蕭道成來「幫了這個忙」，后面的事，懂得都懂。

不過，在內亂的問題上，宋齊兩家不過比爛罷了，半斤八兩。

就在宋齊比爛的同時，北面那個他們口中的「索虜」倒是走上了歷史發展的正軌。五世紀末的孝文帝改革算是北魏彌合矛盾的第一次嘗試。

好消息是，鮮卑統治階級和漢族之間沒有民族矛盾了，壞消息是，六鎮那幫家伙開始和鮮卑統治階級有矛盾了。

當然，更壞的消息是，元宏三十三歲就去見道武皇帝了。于是乎，孝文帝改革實際上只搞了一半孝文帝人就沒了。而且，孝文遷洛之后，六鎮鎮民地位進一步下降，受到的剝削也更加嚴重，那六鎮與洛陽的隔閡也就越來越大。最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于是乎釀成了六鎮起義。

六鎮起義當然沒有炸了北魏，但仿佛是漢末歷史的重現，六鎮起義造成了地方勢力的坐大，最后爾朱榮沖進京師，在河陰之變里揚了胡靈太后和皇帝元釗，再往后，北魏就被高歡和宇文泰扯成了兩半。

北魏雖然沒了，但也算是開了這個調和矛盾的口子。宇文泰創設府兵制，并構筑了「八大柱國」的體制，自己是當中一個，里面有鮮卑族的獨孤信、侯莫陳崇，高度漢化的鮮卑人于謹，北魏皇族的元欣，也有趙郡李氏的李弼，自稱是（孫子稱是）隴西李氏的李虎，這就構筑了一個無分民族的軍事新貴族集團。 再加上在這一時期，皇權與士族之間達成了一個最終的平衡。因而我們可以說，在周齊時期，三大矛盾得以基本厘清，但是，周武帝死的早，周宣帝屬實拉胯，而且壽命更短，于是乎，一統天下的最后使命就落到了楊堅身上。

初讀歷史之人，往往會認為天下歸一，發于楊隋一代，這是一種常有的誤讀。只有從曹操到曹丕到司馬炎，從劉淵到石勒到苻堅，從司馬曜到劉裕到劉義隆再到劉駿，從蕭道成到蕭衍到陳霸先，從拓跋珪到拓跋燾到拓跋宏，從高歡、宇文泰到宇文邕到楊堅，三百年間無數君主的不斷糾錯試錯，只有當一個個政權接連失敗，真正走出亂世的道路才顯現了出來，也才使得社會矛盾最后被緩解，被彌合，使得隋唐的盛世從混亂中萌芽。

當然，還有一些外因，比如說氣溫的下降、降水量的波動，這確實帶來了糧食的減產以及畜牧承載力的下降。 當然，對于中原內部來說，東漢中期以后，階級矛盾日趨激烈——即便氣溫能夠維系兩漢時期溫暖的局面，內部矛盾的迸發也是不可避免的。

值得討論的或許是民族矛盾的問題，誠然，在三世紀以后，全球氣溫開始下降，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陷入動蕩——而隋的統一，恰恰也是在一個溫暖期完成的。而在同一時期，歐洲也面臨了蠻族入侵的浪潮，這股浪潮最終摧毀了西羅馬帝國。即便從這種氣候變化與政權更迭之間的時代關聯上，我們似乎也可以認為，氣溫的下降確實帶來了蠻族的入侵。

但問題是，五胡亂華中的蠻族實則從東漢開始，就已經生活在農耕區中，深受漢文化影響，永嘉之亂的始作俑者劉淵、劉聰父子便是其例，其余羯、氐、羌三族也已經長期與漢人雜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所謂游牧式的蠻族。 如果這麼來看，永嘉之亂根源應該還是在于五胡內遷之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氣候變化在其中的作用實則是難以衡量的。

總體來看，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應當是有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這次大分裂的烈度，但無論如何也不應被視為分裂的主要原因。如果把分裂歸咎于氣候的變化，那顯然是舍本逐末，抓小放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