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講，這項舉措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

隨著西學的不斷傳入，中國的先進人士開始摒棄自詡天朝上邦的觀念。生活在長江流域的魏源、洪仁玕等人開始有意用「洋」代「夷」。

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第51條明文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一字之改，既屬被迫，也體現出對西方認識的變化。

于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清政府中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部分官員被稱作「洋務派」。他們為了自強與求富，開展了引進西方先進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洋務運動。

這場運動發端于鎮壓長江流域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在戰爭中獲取了實權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後來都成為盤踞長江下游的地方大員，紛紛在各自的轄區開展洋務；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轄區也在長江中游，所以長江流域自然就成了洋務運動的主陣地。

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發展，洋務派對西方的學習，逐漸由器物擴展至思想文化方面。為培養更多精通西方先進技術的洋務人才，1870年9月和1871年1月，兩江總督曾國藩上書清廷，請求派遣學生赴美留學，并于1872年1月與李鴻章聯銜上了《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折》，提出赴美留學的方案，最終獲得了清政府的認可，成功開中國官派留學生之先河，令出國留學漸成當時先進人士的一種風尚。

與此同時，洋務派官員在國內開設了各種新式學堂，學堂教授西方的語言、技術和軍事知識。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在此后興起的維新變法社會思潮中，進化論已被引入中國并得到初步傳播，「民權、平等」學說和「開民智」的主張也已出現。

20世紀初，關于民族、民主國家和「脫奴隸而進國民」的討論沛然興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形成了。在此階段，位于長江中游的湖北地區在張之洞的治理下，不僅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近代工業體系，還因教育改革形成了知識分子群體，客觀上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做了交通、經濟和人員上的準備。

張之洞在督鄂期間，逐漸改制舊式書院，興辦一系列近代學校，并選派優秀學員赴海外留學，令湖北的近代教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與興學直接相關的還有圖書館、教育陳列館的開設，西洋書籍的編譯，官辦湖北印刷局的開辦，輿圖局的設立（繪制湖北地圖）。

影響更大的是創辦《湖北官報》，它以「宣達下情，啟迪民智，開內地之風氣，傳外國之情形」為宗旨。此后，各私家報紙也如雨后春筍般勃興。

在這種風氣下，20世紀初，湖北地區出現了大批新知識群體，他們「多富于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其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前就已組織了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共進會、文學社等革命團體，他們中的不少成員加入了湖北新軍，并在軍中宣揚革命思想，使湖北新軍逐漸由保衛清廷的中堅轉變為推翻清廷的革命核心。

于是，在1911年10月10日，趁湖北清軍主力入川鎮壓保路運動之機，留守武昌的新軍毅然舉起了反對清政府的旗幟，借助武漢三鎮地處中部樞紐的優越地理位置，讓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全國。最終，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