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長不看版：

秦末「農民起義」并不是一場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秦國自戰國末期以來持續叛亂潮的結尾。

在戰國末期至秦王朝時期，秦國（朝）的地方叛亂主要分為4種：

第一種是覬覦通過武力攻擊朝廷的手段奪取政權，如長信侯叛亂；

第二種是叛歸他國，如晉陽叛亂、屯留叛亂；

第三種是就地割據，如新鄭叛亂、蒼梧叛亂；

第四種是混合模式，就是昌平君在鄢郢的叛亂，一開始勾結楚國重臣項燕歸楚，之后又在楚地自立為楚王。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廷先是平定了蒼梧叛亂，后是以流動朝廷的形式巡視天下，暫時遏制住了地方叛亂的潮流。

不過，到了始皇帝末年，地方叛亂的勢頭再度死灰復燃。

「熒惑守心」，「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龍死」，在一切光怪陸離的謠言背后，是皇帝的震怒和御史的不作為。

始皇帝逝世的9個月后，帝國的一支軍隊在大澤鄉叛亂，叛首據稱是「秦公子扶蘇」，二號頭目據稱是「楚將項燕」。不久之后，叛首「扶蘇」被叛軍擁立為楚王。接下來，叛變的大軍向著三門峽一帶挺近，其中一支偏師直驅咸陽。

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陳勝吳廣起義本質上是戰國末期叛以來亂潮的最終混合版本，具體表現為「秦公子」勾結「敵將」就地自立，再以武力手段向咸陽方面奪取最高權力。

說到這里，也就解釋清楚了為什麼秦末叛亂之中叛軍多打出楚國的旗號。

大抵有以下3個客觀因素：

其一，秦廷位于西北，楚地位于東南（注），咸陽方面對楚地的統治存在有天生的短板；

其二，陳勝、吳廣所在的軍隊恰巧途徑屬于楚地的大澤鄉一帶；

其三，陳勝、吳廣當時的年齡恰巧和公子扶蘇、楚將項燕相仿。

（注：戰漢時期「楚地」指淮泗及長江下游地區，和之后指兩湖地區有別，下文除非特殊說明「楚地」均以戰漢時期為標準。）

在上述3個客觀因素的制約下，陳勝、吳廣當然會在楚地就地自立，「秦公子」和「楚將」的組合看上去怪誕，但本身其實符合東周時期外將扶持他國公子回國爭位的政治邏輯——由此可見，叛亂者在當時的行為既是最優解，也是唯一解，與戰國時期的楚國并無十分必然的聯系。在陳勝、吳廣兵敗以后，后繼的叛亂者自然會繼承首義的政治遺產，所以楚國的旗號當然會被延續下來。

至于題主為什麼會產生這一問題，個人猜想可能是受到斷代史的影響而忽視了叛亂潮的延續性。

在下文的詳細版中，筆者會梳理一遍戰國末期以來秦國（朝）整個叛亂潮的始末，相信題主在閱讀后會有更清晰的認識。

在詳細版之前，這里先要澄清一個誤區：

網上有觀點稱戰國時期的楚國是「分封制」，甚至有好事者稱楚國是「小西周」、「聯邦制國家」，這些內容均屬歷史發明范疇。

有關這一說法源自于《大秦帝國》小說中的劇情，該作者在一個議論文形式的章節中稱楚國是「分治而亡」，這一劇情又被一些自媒體演化成了「楚國是分封制」。

至于歷史上楚國的制度，楊寬《戰國史》、李玉潔《楚國史》均考證為郡縣制與封君制并行的混合制度，這一點與秦、魏、韓、趙等國并無區別。

另外，還要補充一點：

《大秦帝國》小說劇情中的楚國「分治而亡」之說，實際是把戰國時期列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強行劃為楚國特有的問題，以此強行把楚國安排到秦國的對立面。

之所以要在這里澄清這一點，并不是要針對某些朋友的答案，而是要說明秦國在戰國末期同樣存在著種種「分治」 的因素，也正是這些「分治」直接導致了持續不斷的叛亂潮——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一因素，扭曲就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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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以下內容主要參考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呂思勉《秦漢史》，不參考文學作品及影視作品。

其中的部分內容可能引起一些文學作品愛好者或影視作品愛好者的不適、痛苦或憤怒，請謹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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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詳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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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潮前夜：公元前266年-246年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在梳理秦滅六國戰爭始末時介紹過這段時期的歷史。

一些看過筆者秦滅六國始末的朋友最好也不要跳過這一段。在這一節中，敘述重點會以叛亂潮為中心，在認真閱讀后有利于對后面內容的理解。

宏觀上的秦滅六國戰爭是從自公元前266年開始的。

是年，秦相魏冉下台，秦廷將戰略轉變為「遠交近攻」 ，由此出現了統一戰爭的趨勢。

下圖為魏冉執政26年留下的政治遺產。

如圖所示：

左紅框為河東地區，原屬魏地，于伊闕之戰后被魏廷「割讓」給了秦國——需要說明，魏國在此戰之后實際并未從河東完全退出，秦魏之間僅就安邑的爭奪就持續了至少有30年（闕與之戰期間，魏將公子咎曾率領精銳部隊入駐安邑）——不過，此役無疑動搖了魏國在河東的統治，自此函谷關側翼的威脅被基本掃除；

下藍框為南郡地區，原屬楚地，于鄢郢之戰后被秦軍奪取——同樣需要說明，楚軍在此戰當中并未被徹底擊敗，楚廷在東遷后立即集結東方軍隊收復了富庶的泗上地區，而后向西攻取了「江南」十五邑（今巴東地區），自此秦巴郡與南郡被切斷——但是，此役仍將楚廷趕出了江漢平原，自此武關以南的威脅被徹底清除；

右白框為秦國在衛國周邊的飛地群，原屬齊地、宋地、魏地、韓地，主要在五國伐齊和七攻大梁期間奪取——也需要說明，在魏冉執政末期，東方最大的飛地陶邑已經有向「萬乘」規模發展的趨勢，秦廷幾乎在魏國背后建立了一個新的「宋國」——表面上看，上述飛地對秦國國力的提升并不大，但它完成了對魏國這一縱橫發動機的包圍，為秦軍之后的東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外交支點。

截止到這一時間節點，秦國在列國間的優勢已然十分明顯。首先，秦國的邊疆防御已基本完善，列國很難通過正常的軍事手段威脅秦國的核心地帶。其次，秦國的體量已十分龐大，幾乎吞并了整個西中國。最后，秦國還奪取了外交上的主動權，韓、魏等國所高度依賴的外交空間被秦國嚴重擠壓。縱使我們不能說秦國具備了滅六國的條件，但此時的秦國也已基本立于不敗之地。

在講完公元前266年的背景以后，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這一年，魏冉被驅逐回了封國，歸陶時帶走的財物裝滿了上千輛馬車。

下圖為魏冉歸陶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魏冉相對可能性較大的路線為出函谷、經陜邑、入二周、過滎陽、橫穿魏境，最終抵達定陶。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魏冉會選擇其他路線，但無論哪一種都不可避免地要穿過至少兩個諸侯國的國土。

現在我們要想這麼3個問題：

上述財物是否為魏冉的合法所得？

如果不是，為什麼秦廷不對其進行清算？

當時運輸的車隊已經達到了一支中型軍隊的規模，為什麼列國會容忍魏冉從境內穿過？

答案只有兩個字：

縱橫。

自戰國中期以來，國無定交，列國之間的同盟變化十分頻繁，在這種復雜的外交環境下出現了士無定主的特殊現象。

有關「士無定主」的表現并非單指有士人在列國間頻繁更換門庭。

在當時，常有一些重臣利用自身在他國的外交資源挾以自重。比如，張儀挾魏自重，樗里疾挾韓自重，樓緩挾趙自重，呂禮挾齊自重等。

到了戰國后期，甚至出現了一個重臣同時效力于多個諸侯國的情況。比如，樂毅是魏臣、趙相、燕卿，田單是齊相、趙相。

現在把視線拉回到魏冉身上。

在魏冉倒台的時候，秦廷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以后由誰來守陶邑、宛城、新城等戰略要地？

注意當時的大環境，士無定主，郡縣的長官未必老實，朝廷必須把中央重臣分封到一些戰略要地互相牽制才能相對穩當。

而且，上述城邑均處于十分敏感的地區，不可避免地要頻繁和周邊的諸侯國打交道。

魏冉及楚系外戚集團把控連橫長達26年，積累的外交資源不可低估。在這種局面下，秦廷令魏冉等人鎮守封國實在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由于處理相關事務總是需要錢的，秦廷不對魏冉等人進行經濟上的清算也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至于韓廷、魏廷免不了也要和秦國封君打交道，不對魏冉的車隊進行阻攔更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然，以上論斷并不是絕對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無外乎不想管、不敢管或者管不了的三者之一。

秦廷此舉向天下士人傳遞出一個什麼樣的信號，不言而喻。

公元前266年至前258年，秦廷在秦相范雎的規劃下施行「遠交近攻」。

下圖為「遠交近攻」時期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秦、魏、楚三國聯盟，其中魏國未實際出兵，楚國向東攻擊魯國；

黃圈為趙、齊、燕三國聯盟，其中齊、燕未實際出兵；

紫箭頭為秦將白起對韓陘城的攻擊，聲稱斬首50，000級，范雎提出「勿獨功其地而功其人」正是在這段時期；

紅箭頭為秦將五大夫賁、王龁、王陵等人對上黨及邯鄲的攻勢，聲稱斬首400，000級（一說450，000級），最后在邯鄲城下暴師一年半，最終被魏、楚聯軍擊破；

黃箭頭為趙將廉頗與秦軍的抵抗。

在圖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

秦廷的「遠交近攻」其實是單方面地近攻韓、趙，所謂的「遠交」不過是和魏、楚保持一種默許的曖昧關系。

在這段時期，秦國先是單方面出兵去消耗韓國的有生力量，而后又單方面出兵和趙軍打了整整7個月，似乎從未擔心自身消耗過大可能引起的政治風險。

等到了邯鄲之戰的17個月期間，這種怪誕變得更為突出。

下圖為邯鄲之戰期間的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趙都邯鄲；

紅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

白圈為魏國重鎮鄴邑；

白箭頭為魏國以助秦攻趙為名攻取的伊是。

從圖中可以看到，魏國所攻取的伊是正位于秦軍在上黨一帶補給線的中心地區，已經表現出要從背后捅刀子的意思。 同時，秦廷方面也有所警覺，命令張唐攻擊魏國，只是因為后方有守將擅自逃脫而作罷。

在這種局面下，縱使秦廷的統治者再昏庸也總該意識到鄴邑方面的對前線圍城部隊的威脅。然而，秦廷在此時沒有任何動作。

公元前258年，魏國在蕩陰（位于鄴邑以南）一帶的軍隊突然出動，擊敗了邯鄲城下疲憊不堪的秦軍。之后，楚國與魏軍會師，向秦國的河東地區挺近。

下圖為邯鄲之戰后的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魏、楚聯軍攻秦的大致路線，在邯鄲解圍以后，聯軍在汾城擊敗了王龁的軍隊，而后向安邑以東的虞山移動，引起了安邑方面的恐慌；

黃箭頭為戰后列國的兼并，韓復上黨，魏吞陶、衛，楚國滅魯，燕取昌壯；

圖中上方趙境內的藍圈為鄗邑，為魏國重臣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

有關魏無忌在趙國的食邑需要特別說明：

在戰爭結束后，趙廷曾計劃割讓給魏國5座城邑作魏無忌的封地，似乎有打發魏無忌回國的意思，而魏無忌則以得罪魏王為由想要留在趙廷——至于這樣一位權勢熏天的重臣執意賴在一個只剩半口氣的諸侯國，你說他到底想干什麼——最終，趙廷被迫接受了魏無忌，并容忍其在邯鄲對平原君的門客大肆兼并。

在這段期間，秦相范雎運作了秦王對重臣白起的賜死。

公元前256年至前255年，秦廷向魏、趙、韓、周又一次發起了反攻。

圖為這一階段的形勢。

如圖所示：

上黃箭頭為對趙的進攻，當時秦軍宣稱斬首90，000級，而后被趙將樂乘擊敗；

中上黃箭頭為對魏的進攻，攻取了安邑東部的虞山，大抵恢復了河東全境；

中下黃箭頭為對周的進攻，滅掉了周天子所在的西周國；

下黃箭頭為對韓的攻擊，當時秦軍宣稱斬首40，000級；

紅圈為魏、楚聯盟，盡管此時兩國之間的關系因瓜分泗上而存在隱患，但面對秦國滅周，魏、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時火并；

白圈為遭到秦國又一次攻打的韓、趙兩國，由于自身實力遭到了進一步削弱，不可避免會對魏國產生進一步依附。

特別注意此時魏國的體量：

圖中3個黃圈分別為衛、鄭、宋在春秋全盛期的大致范圍，魏國約占領其各自的2/3，在吞并陶、衛之前領土就在「六百里」以上。表面上看，魏國的領土并不廣闊，但全部均為中原的富庶之地，實際國力是相當可觀的。

可以說，秦國幾乎是抬著魏國成為三晉之主，又求著楚國千萬別和魏國發生火并。

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秦國河東守王稽因通魏被誅，「與諸侯通」，這里的「諸侯」當然指魏國，秦相范雎被牽連，「王稽、張祿死」。

在這里，我們不禁要問：

王稽和范雎到底是誰牽連了誰？

直白點說：

范雎在執政時期所運用的「遠交近攻」策略，其背后真正的政治訴求是什麼？

再直白點說：

范雎是否和蘇秦、郭開、鄭國、后勝一樣其實是他國的間諜？

客觀來說，范雎很有可能不是間諜。 但也要從客觀角度來說，范雎確實干出了間諜才想干出的事，甚至干得更好。

盡管沒有人能夠確定秦相的真實立場，但其行為已經傳遞出了一個足夠明確的信號——秦相叛節的可能性存在的。

當所有人意識到秦相叛節的可能性之際，由中央滲透到地方的趨勢就已不可避免。

注意，范雎的疑似叛節并非孤立出現的情況。

早在秦惠文王初期，大良造商君就在封地叛亂，之后武信君在秦魏間首鼠兩端，嚴君在國內外陰奉陽違。到了秦昭襄王一朝時，季君叛亂，甘茂叛逃，穰侯擅權，應侯難測。等到了始皇帝前期，國內的一班封君公然接受他國賄賂的封地，秦相文信侯甚至在國都以「一字千金」炫耀權勢——從《呂氏春秋》的行文來看，該作明顯沒有達到如此之高的文學水準——儼然就是「指鹿為馬」 的預告片。

當朝堂已經糜爛到如此程度之時，地方上的叛亂趨勢業已失去了最后的節制力。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逝世，東方列國趁此時機大肆火并。

圖為秦昭襄王逝世后列國的火并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燕攻鄗、代，另外還同時攻取了聊城；

紅箭頭為趙攻薊都，魏攻平陸，楚攻齊南陽。

約在這段時期，趙、魏、楚三國應當意識到吞并燕、齊這種體量的大國的可行性，而燕、齊方面則意識到自身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秦國在西方的牽制。

公元前248年至前247年，秦國開始干涉列國在東方的兼并，它先勾結燕國，引發魏、趙攻燕，同時從另一個方向大肆出擊，發起了新一輪的大戰。

圖為秦莊襄王末期的戰爭形勢。

如圖所示：

紫箭頭為魏、趙攻燕的大致情況，當時趙廷遣趙相廉頗「助魏攻燕」，此舉似乎在表現魏、趙之間的主從關系；

黃箭頭為秦國的攻勢，當時秦軍北取晉陽，中取上黨，南取東周、滎陽，而后渡過黃河向大梁挺近；

白箭頭為以魏國為首的聯軍反擊，當時魏無忌歸魏，率五國聯軍一直將秦軍追至函谷關，而后突然對韓國的管城（今鄭州市）發動進攻——按照魏無忌的說法，他攻擊管城的理由是防止以后秦軍水攻大梁，但你只要看一下韓都新鄭在哪就應該知道他到底想干什麼；

紅箭頭為之后楚國對魏國的進攻，至于火并的原因不詳，要麼與雙方在泗上的摩擦有關，要麼與發現魏國有吞韓意向有關，最終楚軍被擊退。

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到一個重要信息——列國對收復失地并無興趣，他們的更大興趣在于彼此的兼并——列國對上黨、河東、二周、南郡這些失地均提不起任何興趣。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想來原因有三：

其一，上述地區本身因為臨近秦國而不好防守；

其二，魏、韓、趙、屈、景、昭一類的大望族正是盤踞在上述地區，想要有效統治該地的成本偏高；

其三，從目前的表現來看，秦廷對上述地區的統治也明顯疲軟，所以列國在一定程度上持無所謂的態度。

有關第三點作一些補充：

在秦惠文王一朝時，秦廷就表現出了對大面積新占領地消化上的無力。秦滅蜀之后，秦廷雖以羈縻和賜爵的方式進行了妥協，但蜀侯與蜀相在當地依舊頻繁叛變。到了秦昭襄王時期，秦國對河東的吞并耗時了整整30年，即使如此也未能得到晉人的認可，當地士人在秦末迅速歸附于魏王豹。此外，秦國對南郡的統治也不理想，甚至在占領南郡的半個世紀之后，南郡守騰在上任時依舊發現秦法并未被當地貫徹。

特別注意：

魏、楚兩國均為集權政治發展較早的諸侯國，且都有統治大面積領土的經驗——魏國在相當一段時期領土分散在今陜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境內，橫向跨度近600公里，并被韓、趙等國分隔；楚國自戰國中期以來領土西起今重慶市，東至今江蘇省，各地之間有山川分隔——但兩國在戰國時期始終都能保證相對較高的集權程度（注）。

（注：再度重申，本文不參考「楚國分封制」的歷史發明。）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魏王或楚王，你在魏廷或楚廷親身感受到一個糜爛的朝廷是什麼德行，也知道秦廷同樣糜爛——在你世代相傳的政治經驗下，你是否看好秦廷對遠方領土的統治？

至少從公元前247年的戰爭表現來看，魏、楚之君有足夠的理由不看好這一點。

在上文中秦莊襄王時期戰爭的示意圖中可以看到：

秦軍在河外被擊敗以后，一路敗逃至函谷關。那麼，在這段路程中秦軍是否有重整的機會呢？首先，秦軍在退至滎陽時本可利用東部的魏長城及河內的支援進行防守；其次，秦軍在退至成皋時本可利用虎牢一帶的地利進行防守；再其次，秦軍在退至雒邑時本可利用孟津的渡口防守；最后，秦軍在退出雒邑后，本可利用陜、焦兩座雙子城與背后的曲沃（南）防守。但最終的結果是秦軍一潰千里。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滎陽、河內、成皋、雒邑、陜邑的地方官究竟在做什麼？

如果說公元前247的戰爭有足夠的理由讓魏、楚君主不看好秦國對東方領土的統治，那士人是否也會跟著不看好呢？

這一點并不好說。

在范雎執政時期，荀卿曾游歷過秦國，對秦廷的官僚系統發表過這樣的評論：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從荀卿的見聞來看，當時秦國的官僚系統有以下特點：

其一，地方官吏的服從度較高；

其二，中央重臣并未出現結黨攻訐的情況；

其三，朝廷的辦事效率高得驚人，相關事務均可在當日完結。

最終，荀卿感慨說，「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可以說十分看好秦國。

有關以上內容存在有一個問題：

在范雎執政時期，秦廷的派系斗爭十分激烈，且大搞裙帶關系，荀卿所說的「不比周，不朋黨」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這一問題，我們需要注意荀卿的身世：

荀卿本為趙人，有相當一段時期在齊國任稷下祭酒，之后被楚相黃歇請至楚國任蘭陵令。

從人生軌跡來看，荀卿游歷秦國的時間節點應在范雎執政中期，此時秦廷內一派獨大，所以自然會看到「不比周，不朋黨」的表象。

說在這里，就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一派獨大之下服從和效率，是否是一件好事情？

在地方，表面上「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可一旦形勢不對，河東郡基層官吏馬上就對郡守王稽展開陷害；

在中央，表面上「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但只要局勢有變，蒙驁立即對秦相進行攻訐；

在朝堂，表面上「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然而結果卻是整個國家機器開足馬力去把全部戰爭資源投入到一場又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所謂「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縱使一派獨大能夠帶來一時的效率，但由于它既缺乏競爭，也缺乏矯正，更缺乏節制，其背后的政治隱患著實驚人。事實上，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過類似的情況——齊、晉為了爭霸而強化執政大臣的權力，楚、宋則設置一系列復職以牽制執政重臣，表面上看「執政眾而乖」影響到了朝堂的效率，但結果卻是「（楚人說）諸侯唯宋事其君」——就最終的結果來看，宋國到底還是因為牽制失衡導致了「戴氏篡宋」，楚國則在短暫動蕩后以屈、景、昭三氏相互制衡而始終保持著王權的穩固。

估計有些朋友看到這里又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按道理戰國時期的士人都應該十分清楚這個道理，可為什麼荀卿這樣貫通古今的學者竟然會如此推崇呢？

這就要從當時的社會風氣說起了。

在戰國時期，「士無定主」的投機之風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尚賢禮士」的風尚。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禮崩樂壞的終極版本正是封建等級觀念的徹底崩潰。虢公長父之亂以后，共伯和干王位開啟了賢臣代君的先河，經過之后四個世紀的演化，最終在戰國前期形成了尊賢禪讓的思潮。在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下，王室、公室對君位的壟斷力開始出現松動，諸子百家（注）公開表示君主應該把君位轉讓給賢德之人。到了戰國后期，這種觀念進一步加強，最終化作大澤鄉劃破長空的時代最強音。

（注：此處「諸子百家」并不絕對，比如，醫家的「君臣觀」明顯較重，這是因為醫家需要「君」、「臣」 等詞匯描述客觀上的生理、病理、藥理規律，上述自然科學規律并不會因社會變遷而改變。）

解釋完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后，我們就會發現：

荀卿在游歷秦國以后給出的評價應該至少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士人的觀念——這部分士人所在乎的是士人在職位上是否能夠順順當當地展開工作，士人組成的官僚結構是否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運轉，至于公室和國家能否延續下去其實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

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找到了戰國末期一系列亂象背后的端倪。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逝世，太子政即位，是為始皇帝。

隨之而來的是叛亂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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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狂潮：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22年

公元前246年，晉陽叛亂歸趙，蒙驁率兵平息了叛亂。嚴格來說，晉陽的變節并不能視為秦國戰國末年叛亂潮的開端，叛亂的因子在此之前就已種下。

同年，韓國向秦廷派出了一名水利專家鄭國來幫助秦國修渠，據稱目的是「疲秦」——從鄭國渠修建期間秦國發動戰爭的頻率來看，所謂的「疲秦」不過是鄭人的政治語言——至于韓國的真實訴求，要麼是為投降主義的「投名狀」，要麼是資秦以對抗背后那個狠毒的魏國。當然，鄭人之所以敢這麼干說到底也不太看好秦廷能在中原地區實現多有效的統治。

公元前245年，秦廷聯合趙國對有復霸趨勢的魏國發起了戰爭。

下圖為秦趙聯合攻魏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左黃箭頭為秦將麂公對卷城的攻勢；

下白箭頭及白圈為當時秦廷可能的訴求，也就是通過切斷魏長城以奪取魏國在黃河北岸的朝歌、安陽等重鎮；

上黃箭頭為趙相廉頗對繁陽的攻勢；

上白箭頭及白圈為當時趙廷可能的訴求，也就是通過迂回后方的方式來奪取鄴邑。

這場戰爭在秦軍攻取卷、趙軍攻取繁陽以后戛然而止，其原因應與趙孝成王的逝世和廉頗的投魏有關。

公元前244年至前242年，秦國繼續攻魏，而趙國轉向了攻燕。

在公元前244年到243年這段時間內，秦將蒙驁一直在攻打畼、有詭這兩座城池——具體位置不詳，想來不是特別重要——且在攻破后還是撤軍了。

不過，在公元前243年，魏安釐王與魏無忌逝世，秦軍攻魏的形勢出現了轉機。

公元前242年，秦廷大肆攻魏，攻取了多大20座城市，置東郡，魏國的領土被擊碎。

同年，趙國對燕也取得了重大的勝利，趙將龐煖大破燕軍，燕將劇辛兵敗被俘。

下圖為公元前242年秦趙聯盟的攻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對魏的攻勢，直接把魏國在黃河沿線的城市群擊穿；

黃箭頭為趙軍對燕的攻勢，當時趙軍的兵峰延伸到了武遂一帶，已經進入了今天的環首都貧困帶。

注意，這里出現的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魏國在魏安釐王逝世之前還非常難啃，為何在其逝世以后忽然崩盤？

在這里我們先要排除排除英雄史觀的因素，比如把魏國當時的強勢歸咎于信陵君或魏安釐王的個人行為。

這個細節比較好解釋：

我們要看到魏國在戰國后期本身就是強國，只是受制于地緣劣勢而不顯強。在魏安釐王后期，魏國由于外交環境有利因此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甚至一度在4年之內將戰國七雄打了一圈，不過依舊未能解決自身地緣劣勢，在這種情況下魏國官僚系統中的士人也就不可能太好魏國的未來。那麼，一旦出現大幅度的權力交接，這批首鼠兩端的士人自然會出現投機行為。

第二個細節，趙國身邊只有魏、燕、齊三個鄰國，此時齊國業已式微，魏國又遭到秦國的反復攻打，為什麼趙國還要用寶貴的戰爭資源去消耗燕國的國力？難道它不怕遭到秦國攻打時孤立無援嗎？

公元前241年，趙國突然轉向了縱方，聯合楚、魏、韓、燕對秦國發起了進攻。

圖為公元前241年縱軍對秦國的攻勢。

如圖所示：

上黃箭頭為趙將龐煖相對可能的進攻線路，軍隊由五國的精銳部隊組成，終點位于咸陽東部的蕞城，最終因未能攻克而撤退；

下黃箭頭為楚相黃歇相對可能的進攻路線，可能為楚、韓、魏聯軍，終點位于函谷關，之后因秦軍反擊而撤退；

白圈為列國途徑的重要失地，主要為晉地、周地及原屬魏國的東郡地區，是役列國對上述失地并未表現出任何要收復的興趣。

有關是年縱軍的攻勢存有一定爭議。楊寬先生對當時縱軍所攻擊的位置也十分困惑，他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中認為縱軍并不可能攻擊到蕞邑，但在《戰國史》中又采信了此說。上述兩部著作均截稿于1997年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楊老對此事也頗為糾結。

那麼，當時縱軍究竟有沒有可能攻擊到蕞呢？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縱軍攻到函谷關也要途徑東郡、河內、雒邑、陜邑等一系列城市群（或經雒邑南部的城市群及重鎮宜陽），相比來看并不見得比穿過太原、河東、河西就容易很多。 除此之外，此前也出現過比這跨度更長的征伐，比如齊軍在晉國腐朽時期曾攻擊到曲沃（北）。由此可見縱軍攻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不能說很高。

當然，即使我們不考慮縱軍攻蕞的因素，單從攻函谷一事也能看到秦國的地方系統存在相當的不作為。

結合公元前241年的攻勢來看，龐煖在之前攻燕的訴求應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兼并燕國的土地相關自身；另一方面是通過攻擊燕國造勢，逼迫燕國加入縱方，進而運作五國合縱。

不過，龐煖運作五國合縱也未必真是想要痛擊秦國。

下圖是縱軍攻秦及之后秦、趙兩國的后續攻勢。

如圖所示：

左白圈為秦都咸陽的位置；

黃箭頭為趙將龐煖、楚相黃歇的大致攻勢；

中白箭頭為秦攻魏之朝歌、濮陽的大致攻勢，并把濮陽所在的附庸衛國遷到了野王；

上白箭頭為趙攻齊之饒安的攻勢；

綠圈及藍圈為圖中爭議內容，當時高唐、阿（葛）都或為趙國所據，歷下或為魏國所據。

從戰后秦攻魏、趙攻齊的攻勢來看，龐煖在公元前241年所運作的合縱，其根本目的或許是逼迫秦廷與趙國重新劃分勢力。具體來說，就是趙國分得黃河下游的全部領土，并且還有一個附加條件，就是由秦國出兵攻擊魏國在黃河沿線的一系列重鎮，這樣給趙國攻取鄴邑創造條件。

如果以上猜測屬實的話，那麼就存在這樣一種情況：

龐煖在圍攻蕞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和秦廷進行接洽，在逼迫秦廷就范以后以未能攻克為名主動退兵，以此將秦軍放入潼關支援函谷。 同理，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黃歇在封鎖函谷時就與秦廷接洽，之后以遭到秦軍反攻為名退兵，至使龐煖在蕞無以為繼，最終導致龐煖被迫接受了秦廷的提案。

公元前241年的戰爭給戰國末期的走勢造成了重要的影響：

就趙廷而言，是役似乎說明了模仿魏國在戰國中期的慣用伎倆還玩得轉，由此徹底了進一步攻燕的不歸路；

就楚廷而言，合縱似乎并不能給楚國帶來「縱合則楚王」的效果，于是楚廷于是年遷都壽春，且在之后徹底陷入了沉默——從之后的表現來看，楚國的實際工作可能是在魏國南部地區進行滲透；

就秦廷而言，此戰足以證明東方那些虛弱的王國依舊擁有殺死秦國的能力——自此，摧毀東方列國已然成為了秦國安全問題的第一要務。

公元前240年，秦軍繼續攻魏，秦將蒙驁攻取了黃河北岸的汲，之后秦軍并未展開進一步攻勢，可能和蒙驁的逝世有關。

公元前239年，魏國將鄴邑割給了趙國，此舉似乎意在拆散秦趙聯盟。

同年，秦廷派長安君成蟜于屯留攻趙。

下圖為秦軍攻趙的形勢。

如圖所示：

左白圈為成蟜所在的屯留；

右白圈為趙都邯鄲和鄴邑；

黃箭頭為秦軍可能的三個攻擊路線，即從北路攻擊武安，從中路攻擊伯陽，從南路攻擊中牟。

單具體路徑的路況來看，秦廷此時的軍事部署象征意義應大于實際意義，目的更有可能是牽制趙軍或逼迫趙國談判。

然而，長安君成蟜卻在此時毫無征兆地叛歸趙國，其后被趙廷封于饒（一說成蟜陣亡）。

對此，秦廷派將軍壁前去平叛，楊寬先生認為此人正是之前攻卷的麂公。最開始，將軍壁的平叛行動比較順利，處死了叛軍中的一大批軍官，屯留的叛亂應當被基本壓制。不過，似乎是因為秦廷計劃把當地民眾遷到了臨洮，當地又出現了復叛，將軍壁在接下來的戰斗中陣亡，尸體還被憤怒的叛軍肢解了。

下圖為屯留平叛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大致是將軍壁的平叛路線，也可能是從其他地區出發；

白圈即屯留；

黃箭頭是秦廷計劃遷徙屯留居民的計劃；

紅圈及黃圈為邯鄲和鄴邑。

就屯留叛亂一事的最終結果，相關史料里并沒有具體的說明，可能是秦廷選擇了妥協，比如之后對蒼梧叛亂的處理方式，也可能是選擇了血腥的打擊，比如之后對長信侯叛亂的處理方式。

有關屯留叛亂的叛首，我們需要特別注意3個細節。

第一點，成蟜的身份十分高貴，系秦王之弟，并為秦國封君，這樣一位身份如此顯赫的貴胄為何突然會叛逃他國？

第二點，秦國以公子統兵的情況并不常見，相對有名的僅有「挾韓而議」的樗里疾一人，那麼成蟜為何能成為秦軍統帥，他和趙國之間是否有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系呢？

第三點，成蟜在當時相當年輕，如果系嫡子的話最高不超過18歲，如果系庶子的話最高也不可能超過20歲，這個年齡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軍事領域都太過稚嫩，至于他的叛逃是否和其他將領或重臣有關（注）？

（注：古典小說《東周列國志》劇情中稱成蟜叛亂是受到樊于期裹挾，此說系小說家之言，特別說明。）

以上三個問題不可能有明確答案。不過，從屯留軍民對將軍壁的劇烈反抗來看，叛變不大可能為成蟜的個人行為。

也就在屯留叛亂的同一年，魏籍士人尉繚求見秦王政。他指出，秦王與帝太后之間的矛盾已不可緩和，同時也再度重申了「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的局勢，建議秦廷此時應投入一筆資金在六國朝堂中構建間諜網。對此，秦王政授予其國尉一職。

特別補充一點：

在始皇帝一朝初期，太后及權臣在他國均有封地——考慮到治理成本，上述重臣大機率會使用原有的地方官員治理封地并負責向咸陽方面輸送賦稅，可以說當時的間諜活動是相互滲透的——尉繚的間諜網計劃可能也與對抗這一形勢有關。

公元前238年，秦廷再度攻魏，攻取了垣、蒲陽、小黃等一系列城邑，又把蒲和厲割給了燕國，由此形成了「斷齊、趙之腰，絕魏、楚之脊」的效果。

下圖為是年的攻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攻魏的大致形勢，魏國的領土可能有大面積的失陷；

黃圈大抵為秦國割給燕國的領土，由此切斷齊國與趙國之間的聯系。

這一年，秦王政至雍進行成人禮。

趁著秦王出行，帝太后聯合長信侯嫪毐發起叛亂，負責皇宮衛戍的衛尉竭、負責守衛宮門的中大夫令齊、負責中央財物的內史肆、負責山海池澤稅賦的左弋竭也參與了此事，此外秦國在地方上的軍隊也有參與，最后秦相呂不韋可能也與此事有一定關聯。

特別澄清：

某紀錄片稱，嫪毐作亂時因為沒有虎符所以不能調動正規軍，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當時，秦廷的地方武裝及中央軍隊均有人參與了這次叛亂。

從《秦始皇本紀》的記錄看來，叛軍的計劃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占領咸陽，大抵要另立新君，第二個階段是發兵攻擊秦王政所在的蘄年宮，也就是雍城一帶。

秦王政在雍得知叛亂一事以后，立即下令秦廷的楚系重臣昌平君、昌文君動員周邊的軍隊及各級官吏進行平叛。 雙方在咸陽一帶展開激戰，叛軍敗績，叛首嫪毐在逃跑中被殺，20位參與叛亂的重臣也在斬首后被車裂，家族成員被誅。

下圖為長信侯叛亂的大致情況。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叛軍從毐國出發攻擊咸陽的大致路線——當然也有可能采取其他路徑；

白箭頭為秦王政的平叛路線——其中，主力部隊可能在咸陽周邊就地召集；

白圈為秦上郡的大致位置——有關當時上郡守具體是誰不詳，不過根據考古出土的武器銘文發現，樗里疾、司馬錯、向壽、白起等重臣均擔任過上郡守，想來此時上郡守在朝中的地位也不會太低——至于上郡守的態度較有可能持支持、默許或觀望態度。

有關長信侯叛亂一事，另有一個巨大爭議，在于秦相呂不韋是否參與了平叛戰爭。

《秦始皇本紀》的原文為：

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

目前有兩種斷句的方式：

一是「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官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即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共同進行平叛；

二是「王知之，命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即昌平君當時為副相，呂不韋并未參與平叛。

單就筆者個人認為，呂不韋并未參與叛亂的可能性比較大，此處的「相國」應指昌平君的副相身份，否則「斬首數百，皆拜爵」的說法很難成立，因為當時呂不韋的文信侯爵位已經沒有任何提升的空間了。但在這里也要指出，即使呂不韋參與了平叛，我們也不能認定呂不韋就一定與嫪毐叛亂一事無關聯——因為，呂不韋既有可能慫恿嫪毐叛亂以借機除掉政敵，也有可能因事態發展而臨時騎墻反正。

公元前239年至前238年的連續叛亂傳遞出一個重要的信號，就是——叛亂的勢頭已經從地方倒灌回了中央。

在這兩年間，外戚、貴胄、權臣、朝廷重臣、宮廷禁衛均參與了叛亂，可以說叛亂的因子已然滲透到了秦廷的每一支血管。

同年，楚考烈王逝世，楚廷內部發生火并。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對長信侯叛亂一事開始清算。

叛首帝太后被驅至離宮，秦相呂不韋被免職并被逐回封地，秦國的外籍士人也被悉數驅逐出國，理由是負責修建運河的韓籍士人鄭國被發現是韓國間諜。

上述清算工作需要針對性地做一些補充：

就帝太后清算一事，秦廷在當時并沒做得太徹底，秦王先是殺死了帝太后與長信侯的私生子，再是殺死了一批為帝太后求請的大臣，最后在齊人茅焦的游說下將其請回了咸陽——究竟真是出于孝道還是為了便于看管就不清楚了；

就文信侯清算一事，秦廷可謂是斬盡殺絕，呂不韋在回到雒陽以后依舊擁有著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對此秦王政發書斥責并勒令其轉封，于是呂不韋在震恐中自殺，門客也因私葬呂不韋而受到了懲罰；

就外籍士人清算一事，更多只是走走樣子，鄭國本人被當場赦免，驅逐外籍士人的命令也在李斯上《諫逐客書》以后被迅速取消。

單就《諫逐客書》一事，還需要做一點補充：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稱外籍士人對秦國有功，他舉了一些春秋時期的例子以后，再分別以商鞅、張儀、范雎為例說明了這一點。不過，考慮到商鞅在封地起兵造反，張儀在秦魏間首鼠兩端，范雎干脆能用「蘇秦+郭開」概括他在秦廷的全部作為，文中提及這三人無論如何也顯得沒事找事。就是這樣一篇詭異的上書又為何打動了秦王呢？

相對合理的解釋是，逐客令從一開始就是一次有政治表演，其訴求有二：

一是敲打那些向來不大安分的外籍士人；

二是「合理」地放出去一批外籍士人，以實現尉繚的間諜網計劃。

特別指出：

秦廷以「合理」的方式驅逐外籍士人并不只這一次，之后私葬呂不韋一事也驅逐了一批魏籍士人，趙相司空馬正是在之后這段時間被驅逐出秦國。

另需要特別指出：

尉繚是在逐客令期間短暫出走，據稱是出于對秦王個人的成見，之后又被請回了秦國，似乎秦廷有意撇開他和驅逐外籍士人兩者間的聯系。

同年，趙悼襄王、齊王建入秦朝見，與秦王舉行了一場酒宴。三國大抵在宴會期間達成了聯合攻燕的意向。

公元前236年，趙將龐煖攻取了燕國的貍、陽城，此外還有進一步攻擊魏都大梁的計劃。

趁著趙軍主力攻燕之際，秦軍突然從上黨出兵去攻擊趙國的鄴邑、闕與、安陽等要鎮，總共攻取了9座城邑。當時，負責這次軍事行動的高級將領正是王翦和桓齮。

趙悼襄王在郁郁中病逝，趙廷立倡后所生的公子遷為王，是為趙幽繆王。

有關趙廷重臣需一點作補充：

倡后與秦廷有勾結，并與趙相春平君、郭開為政治同盟，與李牧為政敵。春平君在趙孝成王晚期與廉頗、樂乘并為趙相，與廉頗為政敵。郭開為秦國間諜。李牧為堅定的抗秦派。

圖為是年秦、趙、燕之間的交戰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趙將龐煖攻燕的大致范圍；

白箭頭為秦將王翦、桓齮攻趙的大致范圍；

紅圈為趙都邯鄲；

紫圈為圖中的一些爭議內容，當時燕下都、高唐、阿都相對可能為趙國所據。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這里會產生一個問題：

為什麼趙廷重臣連「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麼簡單的道理都忘記了？

不出意外的話，這正是間諜網的效果。

公元前236年是秦滅六國戰爭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一刻開始，秦廷開始將國內的叛亂因子移向他國的朝堂。

公元前235年，秦國發動4個郡的兵力計劃攻擊楚國，其目的似乎是為了拆散可能出現的魏楚聯盟。

需要說明，秦廷清算呂不韋正是在這一年，司空馬于是年被驅逐出秦國。

公元前234年，秦國在消除了南方的隱患后再一次攻擊趙國。

10月，秦將桓齮率軍攻趙國的平陽，擊敗了前來救援的趙將扈輒，其后向東推進一直攻取了武城。是役，秦軍聲稱斬首趙軍100，000級，扈輒被擊斃。秦王本人也對這次戰爭給予了巨大的支持，他親自前往河南，旨在監視東郡以為秦軍創造一個穩定的后方。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攻平陽、武城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秦王親至河南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33年，秦將桓齮轉向攻擊趙國的宜安，有包圍冀州之勢。

趙國方面則令李牧攻擊桓齮，于宜陽擊敗秦軍，著手反攻太原。

桓齮在兵敗后叛逃燕國。

下圖為是年秦趙交戰的大致情況。圖中紅箭頭略有爭議，不做參考。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即包抄冀州的后方；

黃箭頭為趙軍的大致攻勢，李牧大抵從北方調集軍隊擊敗桓齮，而后對太原展開反攻。

在這里，存在有一個疑問：

桓齮為什麼會在兵敗后叛逃燕國？

從王龁、蒙驁及之后的李信身上可以看到，秦廷對打了敗仗的將領并無特別追究的習慣，這麼看桓齮叛逃一事并不正常。

究其原因，一種可能桓齮擔心因戰敗而遭到秦王的迫害，畢竟從秦王親至河南的舉動看其對這場戰爭本抱以厚望；一種可能是桓齮擔心自己會因為戰敗一事遭到朝中政敵的迫害，想來桓齮在朝中的政敵勢力頗大。嚴格來說，這一次將領叛逃并不應該視為叛亂。

在攻趙受挫后，秦廷把重點轉向了弱效的韓國。對此，韓廷向秦國派出公子非，表示出想要成為秦國附庸的意思。 秦廷則在一系列政治運作下殺死了公子非。

公元前232年，秦國再度攻趙。

當時秦軍兵分兩路，北路攻擊太原一帶的狼孟，東路攻擊鄴邑一帶的鄱吾。其中，東路軍被趙相李牧擊敗。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秦軍兩路攻趙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李牧抗秦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31年，韓國的南陽郡的副郡守騰帶著治下的領地投降秦國。秦廷應任命其為內使，并由他負責接下來的軍事行動。

公元前230年，趙國代郡發生地震，秦廷趁機派內使騰攻韓，韓廷投降。

是年，正是秦滅六國戰爭總攻階段的開始。

公元前229年，秦廷再度攻趙。

李信以太原為基地大抵向代郡挺進，王翦以上黨為基地攻取了井陘，楊端和以河內為基地包圍了邯鄲，羌瘣攻擊趙國的其他地區。其中，王翦為整個行動的統帥。

下圖為是年秦攻趙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白箭頭從上向下分別為為秦將李信、王翦、楊端和的大致攻勢；

黃箭頭為羌瘣可能的攻勢——不出意外的話，他應清掃邯鄲的周邊地區以創造楊端和對邯鄲的圍攻之勢。

其中，李信部或為牽制作用，大抵也和路況不理想及太原地區不穩定有關。

同一時期，趙相李牧、趙將司馬尚等人帶兵進行抵抗，此時趙軍主力應在邯鄲周邊一帶。或許李牧等人所對抗的正是羌瘣的軍隊，由此導致了羌瘣部在文獻中并沒有明確的攻略記錄。

約在這段時期，趙相司空馬向趙王遷進諫，稱此時應該把一班國土割給秦國以引誘列國合縱，趙王則以該計劃成本過高而給予了否定，于是司空馬出走。

至于司空馬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近乎自殺式的計劃，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他確實認為只有這種方法才有可能組成合縱；

二是他是類似郭開這種身份保密的間諜，目的是削弱趙國；

三是他是類似樓緩這種身份半公開的間諜，是以隱患的方式向趙王提出秦廷方面的價碼——保留一半領地作趙王投降后的封地——不過被趙王婉拒。

另需要補充一點，李牧與司空馬的關系不錯，不排除后人附會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李牧需要司空馬在秦國的關系進行外交運作。

應在這一年年底，郭開、韓倉等間諜通過一系列政治運作使趙王誅殺李牧。

公元前228年，秦軍攻克了邯鄲，趙王遷逃往東陽后被俘虜，被秦廷遷于漢中房齡。

是年，秦王政親至邯鄲，進行了一場血腥的政治清洗，理由是這些人曾和秦王的外祖父家有仇——不過，考慮到帝太后母家作為「趙豪家」竟連姓氏都沒能在史書中留下，秦王政本人是否真的那麼在乎外祖父家的恩仇著實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至于這次清洗的真實原因，說到底應與壓制趙國的地方勢力有關。

同年，秦王政的生母及曾經的頭號政敵帝太后逝世。

也是在這一年，趙公子嘉在代郡自立，楚國方面可能也有些動作，由此導致了秦國在南郡的備警。

公元前227年，秦廷應將內史騰派往了南郡，任南郡守。

在上任后，南郡守騰向治下的大小官吏發布了一道命令，稱秦國的法律在南郡地區的貫徹相當不理想，對此他重申了秦法的重要性，并公布了一系列的獎懲措施。

在這里我們需要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秦法到現在還沒有被南郡的地方系統認真執行；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秦廷要在此時特別強調秦法要認真執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好解答，南郡距離咸陽過遠，且本地為屈、景、昭三氏盤踞數個世紀之地，秦廷派遣的官員確實很難在此地推行秦法，因此秦廷方面也只能一直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第二個問題，秦廷在此時突然認真起來，大概與連續吞并了韓國及趙國南部地區有關。由于秦國此時在南郡、韓地、趙地均有較大的軍事壓力，而法律不統一自然會影響行政及備戰的效果，那麼從南郡下手整頓統一法律的工作也就必能再回避了。

注意，后者或許就是秦朝時期「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政策的早期原型。

有關整頓南郡一事需要做一個補充說明：

當時秦廷之所以要整頓南郡，未必一定是真的要徹底貫徹秦法，也存在有做做樣子的意思，目的是讓新占領的韓地、趙地老老實實地接受秦法——此后，南郡依舊不作為，還曾出現過鎮壓蒼梧叛亂時軍隊嘩變的情況，可見這次整頓的效果不是太好。

同年，燕卿荊軻入秦，攜桓齮（樊于期）首級及督亢地圖求和。

與會期間，荊軻從地圖中拔出匕首刺擊秦王，在一擊不中后雙方圍繞柱子追逐。 在這段時間內，殿內重臣、內侍無一人嘗試舍身制止刺客，殿外衛士也以未接到命令為由始終不進殿護駕。為數不多的支援只有宮廷醫生向刺客投擲藥箱，以及某個不知名的人提醒秦王從背后拔出佩劍。一直到秦王親手砍倒刺客以后，衛兵才進殿將刺客格殺。

在荊軻刺秦一事當中，刺客隱藏匕首的方式著實不高明，甚至遠遜于春秋時期在魚腹中藏匕首的手段。至于當時秦廷的安檢是如何安排的，衛隊的軍官是如何安排的，內侍的首領又是如何安排的，想來頗為可疑。從文獻來看，秦王政本身的近臣蒙嘉收取了燕國的賄賂，為荊軻入朝打通了路子，倒沒說他參與了刺殺秦王的謀劃。至于其中是否有秦廷的人員變節并不好說，大機率講應有一批中央重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節行為。

在刺秦一事失敗以后，燕代聯軍向秦國發起進攻，被王翦、辛勝擊破于易水以西。

下圖為秦、燕、代交戰的大致情況。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燕、代聯軍的大致攻勢；

白箭頭為秦軍的大致攻勢。

公元前226年，秦將王翦、李信攻燕。

王翦攻取了薊都，燕王喜逃至遼東。李信率數千人追擊燕太子丹的軍隊一直深入到遼東，將太子丹的軍隊追到了衍水一帶。燕王喜被迫獻太子丹之首向秦國求和。

同年，秦將王奔率兵攻楚，擊敗了楚國的軍隊，并攻取了楚國的十余座城邑，隨后回師攻擊魏都大梁。

有關秦國攻取楚國的城邑，大抵在郢陳一帶，于是年封給了昌平君。昌平君攜一批死士至郢陳臨封。

下圖為秦攻燕及攻楚的大致形式。

如圖所示：

白箭頭為王翦、李信攻燕的大致情況；

黃箭頭為王賁攻楚再回攻魏的大致情況。

公元前225年，秦軍在包圍大梁后，從黃河引水灌向大梁。

3個月后，大梁城的城墻不堪水浸崩塌，秦軍攻入大梁城俘獲了魏王假。在攻取大梁之后，秦廷下令捕殺魏國群公子，魏王假也被格殺。

有關秦廷為何如此針對魏公子，大抵有2種原因：

一是吸取公子價嘉在代郡自立的經驗；

二是魏籍士人遍及天下，魏公子天然蘊含著巨大的政治能量。

需要說明，秦廷捕殺魏公子的命令執行的不大理想，多名魏公子存活到了秦末。

公元前224年，秦廷轉向與楚國決戰。

是年，秦廷以李信為統帥，以蒙武為副將，宣稱調集了200，000人的集團軍攻打楚國。

當時，秦軍兵分兩路。李信率兵攻擊平輿，蒙武攻擊寢邑。

下圖為李信伐楚的大致規劃。注意，本圖使用了滅魏前的地圖，為了可以清晰看到哪些是秦國的新占領地。

如圖所示：

黃圈所示即楚都壽春；

白圈所示即原楚都郢陳，大抵在秦滅魏之前為王賁攻取。

黃箭頭為李信部計劃的進攻路線，應以宛城為基地，先攻破平輿，之后與蒙武部掃蕩黃河以北，以為之后攻打壽春創造條件；

灰箭頭為睡虎地2個從軍的青年黑夫和驚至李信部的路線，從這次征召看來，李信部的基地不大可能在中原地區，不出意外應以宛城為基地；

白箭頭為蒙武部計劃的進攻路線，考慮到有會師因素，這支軍隊的出發地點應于李信部不在一個地方，大抵以中原為基地。

不過，接下來的一場叛亂完全打亂了李信的計劃。

在李信攻取平輿之后，「鄢郢」方面發生了叛亂，這一叛亂與秦廷重臣昌平君有關，迫使李信回頭攻取后方的鄢和郢，完后向城父方面的蒙武部移動以匯合。

就在此時，楚將項燕尾隨李信部進行了為期3天的強行軍，一舉擊破了這支秦軍。是役，秦軍有7個都尉陣亡，軍隊被迫撤退。

有關昌平君叛亂的「鄢郢」存在爭議，胡三省認為指中原的鄢陵和郢陳，楊寬認為指南郡的鄢城和郢都。

下圖為昌平君叛亂范圍的兩種可能性及李信平叛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灰箭頭為蒙武部的大致進攻路線，這一路線并無爭議；

黃圈為楊說中昌平君叛亂的大致范圍，黃箭頭即李信部的在攻楚后平叛再至城父會師的大致路線，這一路線看上去著實詭異，當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白圈為胡三省認為的昌平君叛亂范圍，白箭頭為此說中李信部的進攻路線，相對于前者較為合理；

紅圈為淮陽的大致位置，睡虎地秦簡中稱黑夫在此地參與了對「反城」的攻擊，其后黑夫與驚在與楚軍或叛軍的戰爭中陣亡。

就昌平君叛亂的具體范圍，我們很難判斷出楊寬和胡三省的說法哪一種才是歷史中的實際情況。

如果從楊說的話，昌平君叛亂的范圍大抵從南郡一直蔓延到淮陽，之間的宛城方面大機率附逆，叛亂范圍著實大得驚人；

如果從胡說的話，秦廷將昌平君封于郢陳的目的應當是另其鎮守楚國北部的領土以維持前線的正常運轉，可謂委以重任，但這樣一位肩負著重要任務的重臣居然就地叛亂也著實讓人心驚。

相比于長信侯叛亂，昌平君叛亂一事雖不至于更為惡劣，但所表現出的信息更為驚悚：

在秦國一統天下的前夜，一個地方封君居然能帶著一大片地方官全面投向弱勢的一方。

一些讀物將上述情況歸結于昌平君作為楚公子的「故國情節」，這種因素確實可能有，但不可能是核心原因，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一大批秦國或原屬魏國的地方官會隨之附逆。

相對合理的唯一解釋是：

秦廷重臣及地方官本身也不看好秦國的未來。

應在這一年的秋收之后，始皇帝集結了一支空前龐大的集團軍交予王翦指揮。在秦廷的公開信息中，這支軍團的規模為600，000人，估計包括了前線的蒙武部及李信殘部。從「空秦國甲士」一句來看，當時征兵的主要范圍在秦地，黃河沿線的中原地區也應有征召。

在抵達前線以后，王翦取代了李信的指揮權，與蒙武先攻取了郢陳的南部地區，又南下攻取了平輿。 在攻擊平輿或周邊的戰斗中，秦軍俘虜了楚王負芻。

在楚王負芻被俘之后，項燕立昌平君為楚王，在「淮南」繼續進行反秦斗爭。

公元前223年4月，王翦的軍隊在蘄南擊敗了楚國的軍隊，昌平君被殺，項燕自盡。

下圖為王翦滅楚的大致攻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王翦的大致進軍路線，秦軍自灞上出函谷關，沿黃河轉滎陽至大梁一帶，而后先壓制了郢陳，之后在平輿俘虜了楚王負芻；

黃圈為平輿，即秦軍俘虜楚王的位置；

白箭頭為項燕在楚國也就是壽春一帶集結軍隊后抗擊的大致情況，與王翦軍在某個位置進行對峙，比如在楚考烈王時的臨時都城巨陽沿河而拒，再或者是其他位置，最終因堅持不住而向東撤退；

之后的黃箭頭為王翦攻項燕的大致路線，王翦最終在蘄南消滅了昌平君與項燕。

不過，楊寬先生認為當時項燕、昌平君抵抗的位置應位于淮陽，下圖為楊說中的具體滅楚形勢。

如圖所示：

第一個黃箭頭為項燕攻李信的大致行動，在公元前223年尾隨李信的軍隊，在某個地點擊破該部；

黃圈為結合城父的方向模糊標出項燕擊破李信的位置，比較隨意，這里特別聲明；

灰箭頭為楚王負芻在反攻路線，大致在李信被擊敗后，楚王負芻親率軍隊收復北方的失地，之后因為一些原因退至平輿；

第二個黃箭頭是項燕可能之后的動向，即收復楚國在淮河西北部的領土，因此使其錯過了王翦與楚王負芻的交戰；

第三個黃箭頭項燕在楚王負芻被俘之后轉向淮陽發動叛亂的大致路線；

白圈即淮陽的位置；

白箭頭為王翦攻楚王負芻之后又攻項燕的路線，之后項燕逃向蘄南，王翦追至此地將其消滅。

其后，秦軍繼續向南攻略，消滅楚國的殘余勢力。

公元前222年，王翦繼續向南攻略，平定了楚國的「江南」 地區，楚國的封君越君投降。

王翦之子王賁與李信攻同攻燕，在遼東俘虜了燕王喜，之后回師攻打代國又俘虜了代王嘉。燕、趙兩國被徹底消滅。

公元前221年，齊廷在是年中斷了和秦國的溝通。齊相后勝派遣軍隊到西界守備，似乎有對抗秦國的意思。需要說明，后勝亦為秦國的間諜。

秦廷方面則命令王賁從燕國南部地區繞看齊軍的部署，直撲齊國內地，齊國的士民沒有人敢阻擋秦軍，齊王建因此投降。

蒙武之子蒙恬參與了滅齊的行動，因此被提拔為內使。

下圖為秦滅六國戰爭最后的形勢。

圖為秦滅燕、代、齊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黃箭頭為王翦繼續攻楚的大致情況；

白箭頭為王賁滅燕、滅代、滅齊的大致情況；

綠箭頭是后勝封鎖西界的大致情況；

紅箭頭是王賁迂回的另一種可能，即從燕南走海路攻擊齊國——這種可能性應該比較低。

同年，秦廷撕毀了和齊王建五百里之封的協議，將齊王建餓死在一片叢林中。

至此，秦滅六國戰爭正式結束。

有關秦滅六國戰爭，我們需要注意以下4個重要信息：

其一，尉繚的間諜網在這場戰爭中居功至偉，只是這一點被很多讀物所忽視，但在這里存在一個問題——接下來，秦廷將如何安置這些變節重臣及一大批下屬官員；

其二，秦軍在當時所摧毀的只是列國的中央朝廷，由于戰爭推進的速度過快，秦廷不能在9年間對六國的地方進行有效消化——接下來，秦廷將如何打贏后面的治安戰；

其三，秦國在戰國末期始終都有重臣叛亂，究其原因還在于朝堂糜爛引發的內部矛盾進而導致重臣不再看好秦廷的未來——接下來，秦廷將如何重塑在官僚及天下士人心中的公信力；

其四，在清除權臣以后，秦廷內部出現有武將的家族化及世襲化，代表為王氏、蒙氏及後來的馮氏集團，表現出一種「晉國化」的返祖現象——當時秦廷為何出現這種返祖現象，接下來又能否克服「晉國化」帶來的政治危機？

公元前221年，當新生的秦帝國正要宣告華夏大地業已浴火重生之際，蒼梧的叛亂猛然為帝國敲響了警鐘——抑或是喪鐘。

火山口上的太平：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9年

公元前221年，就在秦帝國初生之際，南方的蒼梧郡發生了叛亂。

下圖為蒼梧的位置及秦廷鎮壓時可能抽調軍隊的郡縣。

如圖所示：

紅圈為蒼梧的大致位置，原屬楚郡，與秦南郡有廣闊的云夢澤相隔；

綠圈為秦廷在滅楚戰爭中新占領的楚地，上為壽春所在的淮河一帶，右為會稽所在的長江下游一帶，下為九江所在的干越地帶，左為巴郡與南郡之間的巴東地帶；

黑圈為南郡的大致位置，原為楚故地，位于云夢澤以北，秦國占領此地約有半個世紀左右；

箭頭為當時秦軍可能存在的抽調情況，平叛的軍隊可能來自于新占領的楚地，也可能來自于楚故地，另有可能來自于中原或關中地區。

有關蒼梧叛亂，目前已知的信息還比較少。我們只知道發生在公元前221年，當時秦廷曾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不過前去平叛的軍隊也叛變了，秦廷只能又派了一支軍隊才講其鎮壓，最后對叛亂者的處置也相對比較寬容。其他細節就需要等待歷史學家對《里耶秦簡》的進一步研究了。

就蒼梧地區，需要注意3個細節：

其一，楚國自戰國初期占領這一地區，之后在要沖之地設有一系列縣及封國——注意，當時的縣為軍事單位——整體上統治較為松散，主要依靠縣級軍事長官和封君分割控制當地蠻夷；

其二，楚王負芻死于公元前224年，末代楚王昌平君死于公元前223年，王翦降服楚封君越君是在公元前222年——從時間線上來看，秦廷接收楚地與叛亂的間隔是比較短的；

其三，秦廷之后曾命屠雎、趙佗等人率領大量軍隊及移民征伐此地，還在這一地帶修建了靈渠——這支軍隊或許與叛亂一事存在某種聯系，比如當時正是這支軍隊最終平定了叛亂，再比如叛亂初定后秦廷向此地派遣大軍進行鎮守并進一步向南征。

在說完蒼梧郡的情況以后，就需要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

蒼梧為什麼要叛亂，秦廷派去平叛的軍隊又為什麼會叛變？

就蒼梧叛亂一事：

楚廷覆滅于公元前223年，越君降服于公元前222年，至此楚國的核心地區已全部被秦軍占領。正常情況下，秦廷會向巴東、蒼梧、九江方面的原楚國地方官員發送公文，要求其盡快歸順朝廷。 而原屬于楚國的一部分郡守及封君會順勢投降，另一部分則會消極對待或拒絕。對于前者，秦廷會向當地派遣一些正職或副職的地方官員也可能有一定規模的駐軍。對于后者，秦廷則會通過軍事或政治手段進行施壓以督促其盡快歸順。不出意外的話，其中某個環節可能激化了秦廷與楚官之間的矛盾，最終引發了蒼梧的武裝叛亂。

就秦軍變節一事：

當時秦廷所抽調的平叛軍隊來源不詳，可能來自于九江、巴東、會稽這些新附地，也有可能來自南郡這一被秦國占據半個世紀的楚地，另有可能來自王翦滅楚時帶來的軍隊，最后還有可能來自于秦廷從關中及中原新召集的軍隊。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于楚地的話，其原因當與不服秦朝的統治有關——不過，假若秦廷在當時能派出這樣一支軍隊進行平叛，想來決策層應當出現了某些嚴重的問題。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于滅楚的軍隊的話，其原因很大程度應與厭戰有關——具體導火索的可能性很多，比如士卒不堪欺壓，又比如軍功未能及時兌現，再比如軍士疲憊不堪產生了反感，還比如作戰不利遭到了責備，等等；

如果變節軍隊來自于中原及關中地區的話，其原因大機率也與厭戰有關，畢竟這次軍事行動的路程太過遙遠——不過，變節的機率還是偏小，所以來自于中原或關中的可能性不大。

當然，無論蒼梧叛亂還是秦軍變節，都充分地暴露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即使大秦橫掃天下，所向披靡，即使秦朝混一六合，創造了古今未有的偉大征服，但它依舊不被相當一批人看好——既包括它的敵人，也包括它的軍隊。

仍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天下的第一年，秦廷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宮廷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秦王政本人首先表達出了發動滅六國戰爭的正義性，理由是六國背盟這才消滅了他們。而后，秦王以此為由要求眾臣為其加以帝號。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人則一致表示應加以泰皇為號。最終，秦王親自決定加以皇帝為號，并要求廢除謚法，之后以「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皇帝」替代謚號。

有關這次會議需要注意3個小細節：

其一，會上有關加帝號一事是由秦王本人親口提出來的，我們都知道，后世帝王需要加尊號時一般都會讓大臣先提出來，自己要推脫幾輪才接受，至于為什麼當時為什麼要由君主親自提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當時還沒有形成假作謙讓的習慣，另外也不排除是其他原因；

其二，秦王在要求取消謚法時給出的理由是有儒家傾向的「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 ——注意這個細節，后文的諸多內容與這一點有很大關聯；

其三，當時馮劫已經在朝中任御史大夫，可見馮氏家族至少在秦滅六國戰爭期間就已經加入了秦廷。

在這次會議之后，始皇帝又運用五行家的知識解析王朝的天命所歸，并以水德的特點為理由設置了一系列的嚴刑峻法。

特別澄清一點：

五行家并非迷信，它是一種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大致是將世界上的客觀事物分為五類，以五行解釋五者的相互作用。同理，陰陽家則是將客觀事物分為兩類。除此之外，古人也有其他數量的分類方法，但并未像陰陽家、五行家形成單獨的學科。在戰國時期，五行家與陰陽家逐漸合流，形成了「陰陽五行」。某些年輕的朋友可能是受到了動畫片《秦時明月》的影響，一看見「陰陽」 、「五行」就認為是迷信，這是錯誤的想法。

上圖為動畫片中陰陽家學士的形象，實際是西方奇幻文學中魔法師的東方化。在古代，陰陽家、五行家屬基礎科學，在各個領域中均被廣泛運用，包括某些唯心主義領域——這正是一些幻想題材文學作品把陰陽五行與魔法混淆的緣由。

大約是在秦王朝建立初期的一次朝會中，丞相王綰聯合一些重臣在會上提出了一個重要議題：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

建議秦廷在燕、齊、楚地區分封諸侯王，也就是恢復秦國在戰國時期所實行的郡縣制與封君制并行的制度。

對此，廷尉李斯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指出封君是地方的不穩定因素，全面推行郡縣制可以加強集權，從而實現國家的安寧。

始皇帝則表示：

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表示封君確實是天下混戰的罪魁禍首，此時封君是埋藏戰爭隱患。

上文中的「立國」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王綰提出的分封方案究竟是西周時期的實封還是戰國時期的虛封。有關這個問題很難有結論，不過影響并不大，因為即使是戰國時期的虛封，封君在封國內依舊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在上述政治語言中，有一個論斷頗為有趣，就在于西周王朝為何崩潰。

根據李斯的說法，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實際上，西周王朝的衰落源自于周室自身，正是因為自身力量的衰弱才導致了周夷王一朝時的「諸侯或不朝，或相伐」，之后在周厲王一朝時傾覆也是自身出了問題，要靠「諸侯復宗周」才恢復了過來，等到周幽王一朝崩潰還是自身出了問題。

至于李斯為什麼這麼說，結合語境來看應當是委婉地提醒之前持續不斷的封君叛亂。

說到這里，又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

既然如此，王綰等人為什麼非要提出封君呢？難道他們這麼快就忘了之前的一系列封君叛亂？

原因或許要涉及兩方面：

一方面可能與主觀方面的利益訴求有關，是年始皇帝39歲，最年長的子嗣也不可能超過20歲，假如封君的話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母系、妻系及政治同盟；

一方面應該與客觀因素的實際情況有關，前文中提到過，秦廷在戰國中后期就已經表現出對河東、南郡等地統治力的疲軟，現在如何統治更遙遠的領地委實是個問題——考慮到「士無定主」的社會因素，郡縣長官未必可靠，設置封君以作牽制就成了為數不多的手段。

對于王綰提案背后的客觀因素，秦廷方面找到了另一種解決手段：

秦廷為每一個郡設置了守、尉、監三個要職，收繳各地的兵器到咸陽銷毀，統一各地的度量單位、道路尺寸、書寫方法，搗毀列國之間的防御工事，遷徙天下120，000戶大地主至咸陽，另外還在渭水一帶模仿六國宮室大規模修筑宮殿。

注意兩點：

一是遷徙大地主一事，加入確遷徙12萬戶的話，即使以5人一戶計算，咸陽新增人口也有600，000人以上，在加上原有居民顯然超過公元前3世紀關中城市的承載量——雖然12萬戶之說存在有不少水分，但實際人口還應是相當龐大的；

二是大規模修建宮殿一事，當時新建宮殿主要分布于咸陽以東的渭河、涇河流域，最終抵達驪山一帶，跨度大約在60公里以上——大致為北京南站到天津站路程的1/2左右。

下圖為當時宮殿的分布情況。

如圖所示：

左紅圈為阿房宮所在地區；

右紅圈為驪山地區，秦始皇陵位于東部一帶；

紅箭頭為宮殿的大致分布，由于涉及涇河所以應是沿河分布；

圖中為現代交通地圖，讀者可結合今西安市換線核對當時的宮殿分布。

從大興土木的范圍來看，當時秦廷建造宮殿的目的想來不單單是為了皇帝的個人享樂，其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政治訴求：

首先，在于擴建城區以容納更多人口，而秦公室為保證自身的安全尤其需要控制至驪山的交通要道，以修建宮殿為由是一個理想的理由；

其次，咸陽周邊不可能擁有承載十余萬戶新增人口的耕地，如果以仿制六國宮殿為由命令上述人口參與宮殿的修建一事，一則可以讓上述人口不至于淪為無業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二則可以消耗上述地主家庭及背后地方上的財力；

最后，由于此時秦廷內部已高度糜爛，皇帝在下達某些命令時不可避免要給相關官吏足夠的操作空間才能保證下屬有足夠的積極性，而修筑宮殿一事從來都有著相當的操作空間。

補充一點：

網絡上有關「秦法之嚴」的傳說來源不明，但從《秦始皇本紀》記載的案件來看，秦王朝時期馮劫掌管的御史系統長期處于不作為的姿態。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到西北地區巡視，主要是隴西、北地、雞頭山、回中地區。

下圖為秦始皇首次巡視的情況。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巡視的大致范圍。

從圖中可以看到，這一次巡視相比于後來的巡游而言范圍實在小得可憐，可能與當時道路不理想有一定關系。

在秦始皇回朝以后，秦廷開始籌備建造馳道的方案。

下圖為秦馳道的具體范圍。

圖中可見：

當時秦廷有意向通過公路的方式提升對燕、楚、齊及長城、中原地區的控制力。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進行了第二次巡游，也是首次大規模巡游。

從途經的地點來看，秦始皇巡游的路線應當是先穿過三門峽，再途徑洛陽、滎陽一帶的周地，然后進入朝歌一帶的魏地，之后轉入原為楚國占據的魯地，接下來巡游整個齊地，之后轉向原為魏國占據的宋地，又南下至南郡，最終自武關回到咸陽。

下圖為現代交通圖下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的大致路線，大家可結合現代省市的位置估測當時巡游的長度。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秦始皇的巡游路線；

第一個紅圈為函谷關地區，這是拱衛秦廷中央的重要防線；

第二個紅圈為虎牢關地區，西部為周地，東部為韓地，是秦廷控制東方的重要樞紐；

第三個紅圈為東郡地區，原屬魏國，在戰國時期為縱橫的樞紐；

第四個紅圈為嶧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巡游至此的時候和當地的儒家學士進行了一場會談，在儒士的建議下「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第五個紅圈為泰山地區，秦始皇在此舉行封禪儀式，并刻碑稱頌秦朝在【禮儀教化】上的功績；

第六個紅圈為瑯琊地區，秦始皇下令將30，000戶遷徙至此，又刻碑稱頌秦朝在結束戰亂后【民生】上的功績，之后與群臣批評了【五帝三王】統治上的缺點，由此贊揚秦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 ，期間，有齊人徐市聲稱海上有三座仙山，于是皇帝下令出海尋找；

第七個紅圈為彭城地區，秦始皇在泗水一帶嘗試打撈失蹤與宋太社的九鼎，可見之前雒陽的九鼎為周室制造的仿制品，或九鼎之說系政治宣傳；

第八個紅圈為湘山地區，當時秦始皇遇到了大風，認為是湘君作祟，于是下令砍伐山上的樹木——此舉顯得比較神經質，不知是不是為了徐市出海而搜集木材——客觀來講，當時長江河道的運輸能力并不算特別理想，想運到海邊并不容易；

第九個紅圈為武關地區，是秦廷中央另一重要道防線，之后楚將劉季正是通過武關滅亡秦朝。

有關這次巡游，有3個重要信息需要特別注意：

其一，主要巡視的是原魏、齊、楚三國的領土，至于為何要巡視此地，想來也上一年巡視西北防線有關——至于優先巡視的原因，想來與這些區域的統治難度更大有關；

其二，皇帝的巡視隊伍包括了隗林、王綰兩位丞相及王離、王賁、馮毋擇等武將，還有李斯、王戊、趙嬰等重臣，可以說此時帝國的中央已不再咸陽，而是這個巡游中的朝廷——至于構建流動朝廷的原因，想來也與咸陽方面很難控制東方郡縣有關；

其三，始皇帝本人出現了進一步的儒家傾向，開始在禮儀、教化、民生領域上闡述秦朝統一天下的合法性。

有關第三點需要做一些補充：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闡述秦滅六國的正義性時使用的理由是列國背盟，思路還停留在戰國時期的開戰借口。到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和儒家學生溝通后，開始轉向了禮儀、教義、民生等因素，可以說儒家傾向愈發明顯。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對儒家尊為楷模的「五帝三王」并不怎麼認同，還把他們當做了反面教材。

就秦廷對五帝三王的批判一事，說起來還有些蹊蹺之處。在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多以托古的方式兜售自身的觀點，包括法家。至于秦廷在此時為什麼要公開批判古代圣王，想來與當時士人多以此為由批評秦朝制度有關。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巡游。路線的前半段和上一次大致吻合，均為沿黃河途經中原，之后進入齊地，再轉入瑯琊，而后才轉變了路線，向上黨移動，最后回到咸陽。

圖為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說：

第一個紅圈為博浪沙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地遭到了韓籍士人張良的刺殺，所幸擊中的是副車，之后秦廷下令「天下大索十日」；

第二個紅圈為之罘山的大致位置，秦始皇在此刻碑，碑文中提到六國的殘暴，稱秦廷為拯救蒼生而消滅了這些邪惡的統治者，從而徹底消除了戰亂——注意，這正是後來封建統治者闡述自身合法性的標準模板；

第三個紅圈為瑯琊地區，秦始皇再度巡游此地，應該一方面要查看徐市出海的落實，一方面也檢查之前的移民一事，除此之外也和個人享樂有一定關系；

第四個紅圈為上黨地區，當時秦始皇應途經東郡、河內，之后轉入河東、河西，最后回到咸陽。

秦始皇的第三次巡游，主要巡查的是韓地、魏地、齊地，想來與上一次巡查發現齊地最不安生有關。

相信很多朋友會注意到其中的兩個小細節：

一個是之罘山刻碑的內容，秦廷對自身正義性的闡述已經與孟子的教義基本吻合；

一個是馮劫所掌管的御史系統在皇帝遭到刺殺時并未表現出任何想要破案立功的興趣——考慮到當時信息的傳遞速度，「天下大索十日」與其說要徹查倒不如說是糊弄差事——于是在應付十天以后連一個長久的專案組都懶得設置，禍首張良改了個姓名就能在下邳安然隱匿到秦末。

公元前217年，可能是發覺之前兩次大規模巡游消耗過大，這一年秦廷再沒有大折騰。

到了是年12月，秦廷下令給每一百戶百姓分發6石米和2只羊，此舉似乎與緩解通貨膨脹有關。

大抵在公元前217年12月或前216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到蘭池微服夜出，遭到了盜賊的攻擊，場面一度使皇帝陷入窘境，最后靠侍衛殺死盜賊才算化解了危機。

有關蘭池的具體位置不詳，大致范圍如下圖。

如圖所示：

紫圈所示大致為蘭池可能存在的某個位置；

紅圈及紅箭頭為阿房宮至驪山的宮殿群。

圖中可以看到，當時始皇帝遭到盜賊襲擊的位置距離秦廷的核心地區十分臨近。客觀來說，以古代的統治力在這一地區出現強盜到也并不奇怪。 不過，考慮到東周時人多以「盜」的形式在國都一帶弒君，秦始皇本人因為此時無比震怒也就再正常不過了。于是，秦廷又在關中徹查了20天。

同年，每石米的價格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600錢。根據《睡虎地秦簡》所載，正常情況下一石米的價格應在30錢左右，此時約翻了50倍。至于這一價格可能只是關中地區的短期糧價，暴漲的原因或與之前封鎖徹查有關。不過，考慮到秦國使用了源自魏國的平糴法，如此幅度的暴漲也不正常。糧價暴漲的原因，一方面應與之前秦廷的一系列工程有關，一方面也應與之前收集民間兵器有關——畢竟，青銅兵器不可能全部用來鑄造金人，還應有相當一部分被鑄造為銅錢——特別強調一點，秦廷自秦惠文王時期就壟斷了鑄幣權。

仍在公元前216年，秦廷下令黔首自實田，也就是承認土地私有化。 在此之前，秦國的土地制度是源自于晉國的授田，這是一種接近私有制的土地國有制，秦廷在此之上衍生出了斬首授田的制度。在土地完全私有化以后，斬首授田的制度也就無以為繼，土地兼并變得更為直接且露骨。自此，地主階級在與類奴隸主/封建主貴族階級長達3個世紀的較量中取得了勝利。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巡游，這次的路線是沿古黃河東一路北上，進入原燕國領土，一直巡游到秦皇島一帶，之后轉入上郡，再回到咸陽。

下圖為秦始皇第四次巡游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黃河古河道的大致流向，約在這一階段，秦始皇下令拆除列國的軍事要塞和一些以鄰為壑的堤壩；

紫箭頭為秦始皇在離開黃河河道以后的大致路線；

紫圈為秦皇島一帶，當時秦始皇在此刻碑，內容依舊是批判六國君主的暴虐，從而彰顯秦滅六國的正義性，相比于之前的碑文這一次提別說明了戰爭結束以后對民生的改善；

綠箭頭為蒙恬攻擊胡人的大致情況，當發生在秦始皇回到咸陽以后。

秦始皇遣盧生等人尋仙正是發生在這一年。是年，盧生從海上取回了一條讖語，稱「亡秦者，胡也」，皇帝遂命令蒙恬率300，000大軍征討胡人。

有關讖語與伐胡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有可能是秦始皇因為這一讖語而發動了戰爭，也有可能是秦始皇為找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而安排了讖語這一政治表演。

特別需要補充一點：

蒙恬在戰國時期表現并不突出，僅在滅齊戰爭中作為偏師統帥出戰（注），此時秦始皇命他為北伐軍的統帥，當與扶持蒙氏以牽制王氏武將有關。

（注：有關蒙恬參與伐楚戰爭一說，系《王翦列傳》將蒙武誤作蒙恬所致。）

公元前214年，秦廷集中了一批流亡者、贅婿、商人，將他們派往南方征討嶺南。

同年，蒙恬部繼續在北方征討。

公元前213年，秦廷又抓捕了一批判案有問題的官吏，讓他們到長城或嶺南駐防。

下圖為秦朝末年秦軍的征討情況。

如圖所示：

綠箭頭為蒙恬部攻擊胡人的大致情況；

藍箭頭為任囂、趙佗部攻擊嶺南的大致情況；

紅箭頭為當時秦廷令人駐扎長城的情況，燕長城的位置與今萬里長城有一定區別，有相當一部分地區位于今內蒙古東南部地區。

同年，秦始皇與70位博士官舉行宴會。

會上，仆射周青臣稱贊秦朝全面采用郡縣制的好處。此時，齊人博士官淳于越卻直接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

臣聞殷周之王千馀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單從上述內容來看，淳于越似乎是主張封君制或分封制的。不過，這里存在一個特別別扭的問題，就在于他所提及提及的「田常、六卿之臣」 ，本身就是因為分封制度才擁有造反的條件，以此舉例在支持分封制實在是沒事找事——這一點和之前李斯的《諫逐客書》頗有相似之處。

然而，就是這樣一串狗屁不通的言論，皇帝居然下令開展一次公開的討論會，讓朝臣們進行探討，這著實太過反常。相對合理的解釋是，這又是一次政治表演。

當然，即使確為政治表演的話，也存在一個問題：

秦廷為什麼要在全面執行郡縣制的8年以后專門討論一下是否封君或分封的問題？

注意，之前秦始皇在刻碑時經常要提一句全面執行郡縣制的好處，強調分封制的壞處，今天忽然要再此討論確實有點「自打臉」的感覺。

那麼，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個答案應當是顯而易見的。

在當時，秦廷內部必然有相當一批重臣認為有必要恢復戰國時期封君制與郡縣制并行的制度，甚至不排除有一部分重臣認為要恢復春秋時期的實封。

至于支持封君的一派，其政治訴求不見得一定是全部來自于某些個人利益——從8年來秦廷折騰的結果來看，單一使用郡縣制確實很難解決遠方領土統治的問題，尤其對于這個如此老邁又吞并大片新占領地的政權而言。

在淳于越發言之后，丞相李斯說：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相比于公元前221年的發言，李斯這一次沒有扯到遙遠的西周，而是歸咎于「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他說，「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直接將矛頭指向了私學。 最終，李斯提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得到了秦廷的認可。

有關公元前213年的焚書事件，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政治運動。

早在商鞅變法時期，秦廷就曾下過摧毀《詩經》、《尚書》的命令，目的是防止本土士人因求仕而荒廢農業——此舉也有壓制本土士人為外籍士人讓利的意思，畢竟秦廷上層及改革者以魏籍士人為主，且秦獻公一朝以前的大庶長權力又確實過大。

到了秦王朝時期，皇帝本人雖然在一定程度接受出了儒家知識，但對于儒家特別喜好托古的作風并不接納，同時對諸子百家普遍托古的作風也不接納。在始皇帝一朝時，皇帝本人經常在公開會議及碑文上對古代統治者進行批評，這種舉動必然與當時經常有人以托古為由抨擊秦廷的單一郡縣制有關。

寫到這里，我們終于觸及了本文最核心的問題：

為什麼秦始皇如此青睞單一郡縣制？

為什麼有相當一批重臣否定單一郡縣制？

又為什麼支持封君與郡縣并行制度的重臣會以托古的方式抨擊單一郡縣制？

原因也非常簡單：

經歷了戰國末期的叛亂潮以后，秦廷在此時已經不具備封君的條件。具體來說，秦始皇認為一封君必反，而另一些重臣則認為不封君根本無法統治遠方的領土，反不反只是個時間問題——兩派都是著手于現實的問題，著眼于國家的命運，但也都只能解決一半的問題——更麻煩地在于，由于此事過于敏感，無論皇帝還是朝臣都不方便說破，于是爭論就變成了崇古與反崇古的對抗。

在這一次會議當中，秦廷以李斯為代表發出了最后的通牒——禁止傳授百家學說及相關的托古言論——由此堵住了封君一派表述自身政見的渠道。

在這一宣言中，我們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細節：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關焚書之舉，楊寬先生認為其目的在于實現思想專制，呂思勉先生認為也有「書同文」規范化的目的。除此之外，我們還是需要特別注意，所謂「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其目的明顯不是要摧毀諸子百家的知識，而是由博士官對知識進行壟斷，從而創造社會板結以維護博士官背后大地主家族的利益。有些觀點認為焚書一事是推崇法家思想、迫害儒家思想，這是錯誤的。前文提到過，隨著地主階級的崛起，秦廷以黔首自實田公開承認了土地私有制。此時，秦廷為了貫徹思想專制的法令，又給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家族授予知識壟斷之權，可以說地主階級已經全面取代舊類奴隸主/封建主貴族階級。

再補充一點，焚書令并非秦朝獨有。該法令被延續到漢代，化名為挾書令，直到漢文帝時期才被廢除。

接下來，又是一個新的問題：

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能否給秦帝國換來一副鐵打的江山呢？

如果不能，問題出在哪里？

公元前212年，受制于咸陽人口壓力的影響，秦廷正式在渭河以南建造阿房宮。

為此，秦廷又召集了700，000人修建新宮殿及驪山一帶的宮殿群，除此之外還運作了80，000戶的遷徙工作。

也是在這一年，方士盧生稱皇帝尋不到真人和仙藥因為住所為人臣所知。于是，秦始皇把咸陽一帶的宮殿群相連，自己每日隨機在某一處就近，并要求服務人員對皇帝所在的位置要嚴格保密。

仍在同年的某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宮時望見丞相李斯的車隊頗為壯麗，隨口嘀咕了一句，不久之后就聽說李斯命人毀掉了車隊。 在發現身邊有人泄密以后，皇帝勃然大怒，要求查出泄密者——毫無懸念，御史系統又沒查出來——于是，皇帝下令把當日的所有隨從人員全部殺掉。

在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一個重要細節：

秦廷的御史系統又一次表現出了它的極度無能。

之前的博浪沙此秦一案，要說起來查辦的難度確實偏高一些，御史系統在「天下大索十日」以后讓罪犯逃脫還有情可原。而這一次，犯罪嫌疑人的范圍已經小到不能再小了，可就算如此御史還是查不出個所以然，甚至連挑出幾個嫌疑最大的人應付一下都懶得做，其中的不作為甚至讓我們這些旁觀者看了都難以容忍。但即使如此，皇帝依舊沒有對馮劫在內的御史官員作任何懲罰，只是在憤怒中殺死了全部嫌疑人。

現在，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秦廷的御史系統如此無能？又為什麼連皇帝本人都無法整治這樣一個無能的御史系統？

結合之前的一系列歷史事件來看，最大的可能性莫過于：

馮氏重臣本身也不看好秦廷的未來。相比于皇帝的命令，馮氏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其他朝廷重臣，更在乎是否得罪地方上的大地主。總之，犯不上為了皇帝的案件而得罪不能得罪的人——補充一點，後來馮氏依舊在漢廷任職。

至于秦始皇為什麼能一直容忍這樣一個無能的御史系統，最大的可能性莫過于：

由于馮氏已經占據了丞相、御史、將軍三大要職，秦始皇想要收拾他們并不那麼容易——具體可能是時機不成熟，也可能是不好處理之后的爛攤子，還可能是需要依靠馮氏牽制王氏、蒙氏及其他重臣。

當然，以上都是可能性，實際的政治原因不可能有結論。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秦廷內部必然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問題。

結合這一點重新審視公元前212年的相關事件的話，我們確有理由懷疑盧生的求仙之說大機率是一場政治表演，也就是以求仙一事為由隱匿皇帝的行蹤，從而達到天威難測的政治氛圍。這種主張源自于戰國時期韓國申不害的主張，之后宋廷在宋襄王一朝時也使用過。

還是在這一年，方士盧生與侯生進行了一次密談。在密談中，他們批評了秦始皇的一系列政策，認為皇帝這種人根本不可能尋得仙藥，于是逃離了秦廷。

上述密談內容因為某種原因傳到了秦始皇的的耳朵里，皇帝再一次震怒——如你所知，這一次御史依舊未能捉到在逃的盧生等人，不過估計皇帝本來也沒太指望御史能捉住——他命令御史徹查咸陽城內的一批學士，經過上述學士的相互檢舉揭發，總共有460人曾經犯過禁。 至于這460人是怎麼查不出的不得而知，想來這樣的御史系統總能弄出一些冤案，也總會放掉一些漏網之魚。皇帝遂下令將上述人員全部殺死，再把尸體堆成小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坑（阬）儒」事件。

在坑儒事件期間，公子扶蘇為涉案人員當中的儒家學士求情，他說：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呂思勉先生在《秦漢史》中提到，這里儒家之說可能是后世附會，不過我們也不能排除涉案人員中存在若干名儒家學士。

在上述言辭中，扶蘇說得還是比較委婉，只是說在秦朝建立的第9年依舊是「遠方黔首未集」，至于事實上的情況是——皇帝身邊的寵臣及國都數百名學士均不看好秦廷的政策。

然而，帝國合法繼承人所提出的方案居然是妥協！

皇帝內心中的悲憤可想而知！

在盛怒中，秦始皇命令公子扶蘇至上郡任蒙恬部的監軍。對于這次人事安排，呂思勉先生指出「使將兵，即為有廢立之意」，具體源自于晉國的政治習慣——不過也有例外，魏惠王一朝時曾出現有太子將兵的記錄。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習慣呢？

在春秋時期，晉國的軍事邊鎮重地多以欠發達地區為主，重臣在沒有中央的支持下想要在此自立并不容易。

下圖為上郡所處的地利位置。

如圖所示：

紅圈為上郡的大致位置，位于今陜西省北部地區及內蒙古部分地區，原屬魏地，于秦惠文王一朝時被秦國奪取。

從圖中可以看到，上郡對關中有著重要的拱衛作用，必須有大將鎮守。另外，當地的經濟也并不發達，所以大將在此傭兵自立不是特別容易。

根據文物佐證，在戰國時期秦廷習慣將重要將領任命為上郡守，樗里疾、司馬錯、向壽、白起等重臣均曾擔任過這一要職。

至于秦王朝時期，這一要職由蒙恬擔任，蓋與其為秦始皇親信重臣有關。至于秦始皇將扶蘇安置于此，一方面防止其留在中央進行某些政治運作，一方面也能與蒙恬之間形成相互的牽制作用。

公元前211年，出現了「熒惑守心」的天文現象，古人認為這種天文現象代表著兇兆。

同年，原屬魏境的東郡內有隕石墜落，秦廷發現有人在隕石上刻出「始皇帝死而地分」 的字樣。始皇帝令御史查辦此案——御史自然又什麼都沒查出來——于是下令將隕石周邊的居民全部處死。

下圖為東郡的位置。

如圖所示：

紅圈即東郡，原屬魏地，與魏景閔王即位時被秦國奪取。

圖中可以看到，東郡位于中原的中心地區，也是當時天下的最中心。 在之前的歷次巡游當中，魏地都是秦始皇要巡查的地區，在這一重要位置出現這樣的大案并不正常。

之后，秦始皇因此事感到情緒消沉。他命令博士官作《仙真人詩》，并要求在天下傳唱——至于最終的執行情況不太情況，總之該詩后世未有流傳。

是年秋季，秦廷的使者從東方歸來，在夜間途徑華陰一帶的時候遇到了一個拿著玉石的人，讓使者幫他交給滈池的水神，然后說「今年祖龍死」。據使者稱，接下來這個人就消失了，只留下他的玉石。經過檢查，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過長江時沉入江里的一塊玉石。

下圖為華陰的大致位置。

如圖所示：

紅箭頭為使者回朝的大致路線；

紅圈即華陰的大致位置；

紫圈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渡江沉璧可能的范圍。

有關山鬼獻璧一事請注意3個細節：

一是秦廷的使團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假如使團中的所有人都稱看到山鬼突然消失，這無疑是一次集體偽證；

二是如果「山鬼」通過某種方式創造了單獨和主使接觸的機會，那麼主使在走神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創造出「山鬼」憑空消失的條件——不過這只能是主使的一面之詞，也有偽證的嫌疑；

三是遺失在楚地的玉石為什麼會出現在關中一帶，裝作「山鬼」的人把這塊玉石交給使者的目的到底是想表達什麼？

對于這一蹊蹺的事件，秦始皇沉默了許久，在朝上表示「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朝以后說「祖龍者，人之先也」 ，就再沒有查辦此案的意思——估計也對他的御史系統不抱希望了——之后，他占卜了一卦，「卦得游徙吉」，于是往大約在河套一帶的榆中地區進行了一次遷徙工作。這次總共涉及30，000戶，至于是從這里遷出還是遷到這里去有一定爭議，并給這30，000戶都賜了一級爵位。

注意，此時秦廷已實行黔首自實田，這時的賜爵是否會伴隨土地授予并不好說。

公元前211年10月，秦始皇再度巡游。可能是山鬼事件的影響，秦始皇這一次并未先巡游韓、魏地區，而是去往了楚地。其間，公子胡亥、左丞相李斯隨同出行，右丞相馮去疾鎮守咸陽。

下圖為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第一個紅圈為武關地區，秦始皇應從此道進入南郡；

第二個紅圈為云夢澤地區，秦始皇于公元前211年11月抵達此地；

第三個紅圈為九疑山地區，之前的蒼梧叛亂就發生在此；

第四個紅圈估計為秦始皇游海島的位置；

第五個紅圈為會稽地區，隱匿于此的項梁、項藉正目睹了秦始皇的巡游隊伍；

第六個紅圈為瑯琊地區；

第七個紅圈為之罘山地區；

第八個紅圈為原屬趙境的沙丘地區，這是秦始皇巡游的最后重點。

在秦始皇的最后一次巡游中，隊伍在途徑會稽一帶時又刻有石碑，碑文特別加入了秦廷在禮儀教化上的細節，和《魏奔命律》的內容吻合度比較高。

到了瑯琊地區，秦始皇檢查了徐市等人出海尋藥的情況，徐市推脫說在海上遇到了鯨魚阻撓，于是皇帝下令給船隊裝備可供攻擊鯨魚的武器。

再到了原趙境內的時候，秦始皇的病情開始惡化。在這段期間，他命令隨從人員嚴格保密。再之后，他會見了左丞相李斯，指出現在秦廷的內部矛盾，表示自己的子嗣都還幼小，問李斯應該立誰比較合適。對此，李斯表示應該以就近原則確保權力平穩過度，因此立胡亥比較合適。這一建議得到了始皇帝的認可。

根據《趙正書》所載，「御史臣去疾」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可能是鎮守咸陽的右丞相馮去疾之后又加入了巡游的隊伍，也有可能御史馮劫被誤作馮去疾。

大抵在這一階段，秦始皇向公子扶蘇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其回咸陽辦理喪事，不過這道命令被趙高扣押了。

有關公子扶蘇治喪一事，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秦始皇有復立扶蘇為二世皇帝的意思，這種可能性確實很高，但客觀上講并不是唯一一種可能性。

在秦始皇逝世的當年，公子胡亥的年齡有2種說法，一種為20歲（或21歲），一種為12歲。無論采用哪一種說法，胡亥的年齡都太過年輕，此時把治喪一事交予更為年長的長子其實也說得過去。所以，又存在另一種可能，就是秦始皇命令扶蘇回咸陽辦理喪事，順便另其交出上郡的監軍之權，這樣便于胡亥即位時權力的平穩過渡。

公元前210年7月，偉大的千古一帝逝世于沙丘，享年49周歲。

從秦始皇一生的政治軌跡來看，他在秦王朝時期的諸多行徑并不是單純來自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殘暴不仁的個人因素，更多應來自于戰國末期以來的巨大政治壓力。

在他的頭上，始終都懸著這樣一柄利劍：

下一個「昌平君」在哪里？

他時刻擔憂著下一個「昌平君」的出現，更擔憂著「昌平君」 們在他死后卷土重來。或許正因為此，他在晚年不惜一切代價尋找著虛無縹緲的永生之藥，儼然忘記了《韓非子》中那位一樣荒唐地尋找著仙藥的燕王。在御宇的12年內，他竭盡一切手段扼殺「昌平君」的溫床——他當然堅信這是無比正確的，堅信這是必須的——然而，群臣的非議始終圍繞著這位不朽帝王，如催眠曲一般蠱惑著他松開那雙緊緊握住舵盤的手。

有關秦始皇在秦王朝時期的功過，我們需要認清一下3點：

其一，秦始皇的相關功績是客觀存在的；

其二，秦始皇的殘暴統治也是客觀存在的；

其三，秦始皇的殘暴統治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當時的政治壓力，這是理性的產物，但這并不意味著就一定正確。

秦始皇死后，眾臣秘不發喪，在返程中以魚腥掩蓋尸體的異味。

應在公元前210年8月左右，公子胡亥抵達咸陽，即皇帝位，是為二世皇帝。

9月，秦始皇被安葬于驪山的秦始皇陵。

公元前209年7月，「公子扶蘇」于大澤鄉叛亂，后于郢陳自立為楚王。

下一個「昌平君」橫空出世。

扶蘇之死與復生：公元前209年-公元前207年

公元前210年7月，始皇帝病逝于沙丘，臨終前下了兩道命令，一是命令長子扶蘇回咸陽處理喪事，二是傳位于身邊的幼子胡亥。

約在臨終前的一段時間，始皇帝還給隨行的上卿蒙毅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祭祀山川的神靈為自己祈禱，似乎有意支開這位曾經「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的心腹重臣。至于其中的目的不明，可能有保護蒙毅的意思，也可能有防止蒙氏擁立扶蘇的意思。

在始皇帝逝世以后，胡亥的私人教師趙高與左丞相李斯進行了一系列政治運作，包括坐實胡亥的即位，也包括偽造賜死扶蘇、蒙恬的詔書。

經過一系列的運作，長子扶蘇被逼自殺，上郡武將蒙恬被囚禁于陽周，上卿蒙毅被囚禁于代郡，王氏重臣王離順勢奪取了北方軍隊的指揮權。

下圖為蒙恬、蒙毅被囚的大致位置 。

如圖所示：

紫圈為沙丘及咸陽的大致位置；

紫箭頭為秦始皇逝世后流動朝廷返京額大致路線；

紅圈為九原的大致位置；

紅箭頭所指的位置是蒙氏重臣被囚禁的大致地點，左紅箭頭為蒙恬被囚的陽周，右紅箭頭為蒙毅被囚的代郡。

從圖中可以看到，蒙氏重臣當時并未被押解回京，而是被關押在了接近邊塞的位置，至于這樣的安排出于什麼樣的政治運作不太清楚。

之后，蒙恬、蒙毅在秦廷的威逼下相繼身亡。

有關這一階段的政治清洗一事，存在有諸多的疑點，最明顯的有3點：

其一，在李斯與趙高的私人談話中，秦始皇臨終前似乎復有立扶蘇的意思，這一點雖然算是合理，不過確和一些史料有沖突，究竟孰是孰非很難分辨；

其二，長子扶蘇在接到詔書以后執意自殺，即使被提醒有偽召的可能性以后，扶蘇依舊以「父而賜子死，安能復請」為由堅持要立即自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居然如此輕信確不正常；

其三，蒙恬在被囚禁時，為什麼會說出「臣將兵三十余萬，其勢足以倍畔」的言辭，仿佛求著秦廷要對整個蒙氏斬草除根。

對于上述疑點，我們要注意一個重要信息，就是以上內容均為當事人的私人對話，也是當時的公開信息。至于為什麼能夠流傳，一種可能性是社會流傳，或是臨歷者轉述，或是民間杜撰；一種可能性是秦廷公布，或是由于某些原因而公開，或是在某種政治訴求下的宣傳。但無論真相如何，我們都能從此事中看到秦公子及世襲重臣可能帶來的巨大政治隱患。

公元前209年，年輕的皇帝向趙高表示了自己的擔憂。他說自己剛剛即位，「黔首未集附」，認為自己必須模仿先帝巡游，否則「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

是年春季，二世皇帝開始進行了一場空前巨大的巡游。

下圖為二世皇帝巡游的大致路線。

如圖所示：

圖為二世皇帝巡游的大致路線，需要說明，由于途徑的位置記錄較少，具體路線并不清楚，尤其自遼東折返的具體路線很難判斷，可能沿北路返回，也可能沿黃河返回。

在這次巡游過后，二世皇帝表示，「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 ，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應與巡游時所見有很大關聯。

對此，趙高建議自中央到地方進行一次政治清洗，以實現「賤者貴之，貴者賤之」的效果。當時，秦廷處死了一大批大臣及秦公子，其中有6名秦公子被誅殺于咸陽南部的杜，其他宗室也有牽連。

同年，秦廷了取消了衛公室在野王的封國，秦朝最后一個封君被拔掉。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秦二世即位時的這次政治清洗都會感到莫名其妙。在這次清洗當中，對宗室的大規模殺伐尤其令人費解，似乎歸結于胡亥個人神經質一般的殘忍才能勉強解釋得通。

那麼，個人的神經質是否為唯一的解釋呢？

顯然，我們忽略了秦朝的政治慣性。

在戰國末期，秦廷表現出了一種近乎返祖的「晉國化」表現。站在這個角度來看，這一次政治清洗實際是昔日晉廷清除群公子的翻版，本身依舊是延續了晉國的政治傳統。 同理，對倒台重臣的「連根拔」也屬于晉國的政治傳統。

除了政治慣性之外，還存在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

秦廷上下對恢復封君與郡縣并行制度的傾向。

在秦始皇一朝中提到過，在秦滅六國戰爭結束以后，秦廷始終都存在有恢復封君制的聲音。秦始皇本人幾乎在每次刻碑時都要強調一遍單一郡縣制的好處，可即使如此，這種聲音竟從未有一絲一毫減弱的意思。到了新皇加冕之際，這種傾向只能變得更為強烈，為此秦廷當局采取了最直接的否決方式——鏟除封君的潛在人選。

說到這里，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

秦始皇所執行的單一郡縣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二世皇帝又一直貫徹秦始皇的政策？

截止到公元前209年，就如何統治300萬平方公里廣袤領土的問題上，唯一可以參考的政治經驗只有西周王朝以及當時就已經模糊縹緲的商周兩朝。

那麼，西周王朝是實現「自西向東，自南向北，無思不服」的呢？

周武王在摧毀了商王朝的朝廷以后，他命令在自己的三個兄弟遷徙一批民眾到商王畿永久定居，是為三監，也就是諸監的早期版本；又命令召公奭、太公望遷徙一批民眾到商朝疆域的最北端和最東端永久定居，是為燕、齊，也就是諸侯的早期版本。

下圖為周武王時期的早期分封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周國的主要國土，也就是之后的宗周；

紫圈為商王畿的核心地區，周武王大抵在這一區域設立三監；

綠圈為周武王一朝時周廷的主要封國，北方為燕國，東方為齊國，地方為西虢國，南方為楚國，其中西虢國的分封較早，因此有「邦君」的性質，楚國原為方國，與周國是盟國，是周朝早期在南中國的最重要力量。

需要補充一點：

楚國在商末周初就已經在丹陽、荊山一帶坐大，所謂「五十里之封」或為褒封時參考的等級，或為楚子熊渠在周廷任職時于宗周的采邑。

從西周的實際分封可以看到，所謂的諸侯/監制度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天子把自己的領土割給大臣，而是命令重臣帶著一批可以用來臨時武裝的民眾去鎮守不太安生的地區。同理，所謂的采邑制度也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天子把直屬領地割給大臣，而是讓這些鄉鎮掛靠到大臣身上，大臣從當地收取稅賦，周室再在其中進行抽成。

本質上講，所謂的「西周分封制」是基于商朝封建制的集權政治，只是受制于公元前11世紀的實際情況，它的集權程度相對有限。

在周武王死后，三監勾結殷商貴族叛亂，周廷執政重臣周公旦與齊侯太公望進行平叛。其間，楚國的態度不明，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猜測楚國可能站錯了隊，由此在祁陽之會時以卑微的姿態出席，不過即使這一猜測屬實楚國也應該在關鍵時刻及時反正了。

再之后，周廷對商王畿周邊又進行了一系列分封作補充，焦、晉、宋、衛、曹、魯、隨、申、東虢等國對原商王畿完成了合圍之勢。

在這里可以明顯看到，周王朝當時采取用的地方制度明擺著不怎麼穩當。

那麼，西周王朝能挺多久呢？

在周穆王一朝時，以徐國為首的淮夷諸國發起了叛亂，形勢大致如下：

如圖所示：

紅圈為周王畿的宗周、成周的大致范圍；

綠圈為淮夷的大致范圍；

綠箭頭為以徐國為首的淮夷叛亂形勢，當時已經攻到了雒邑一帶；

紫圈為楚國，當時周廷調動了楚國的軍隊，對淮夷完成了致命一擊，并迫使徐君自我流放。

需要說明：

楚國在周穆王一朝之前與周廷的關系并不理想，此前周昭王曾多次攻打楚國，最后一次在渡過浮橋時被淹死。不過，周穆王在即位以后并未再針對楚國，後來在淮夷作亂時楚國堅定地站在了周室的一邊。

到了周厲王即位初期，淮夷再次叛亂，攻勢大致如下：

如圖所示：

綠圈為淮夷的大致范圍；

綠箭頭為淮夷的大致攻勢，又一次攻擊到了雒邑一帶，這次叛亂總共持續了10年，鄂國也在其中附逆；

紅箭頭為周室的平叛軍隊，包括了西虢、晉國、榮國及卿士武公私人的軍事力量，也包括了西六師和成周八師。

在上圖中，右側紅箭頭指卿士武公的軍隊，卿士武公的身世可能為衛武公，因此標記在黃河以北的地區，他的軍隊正是平叛勝利最為至關重要的力量。

到了周厲王末期，鎬京一帶的國人發起叛亂，周廷被摧毀，共君在諸侯的支持下進入鎬京，暫時登上了王位，「諸侯復宗周」。14年后，共君將王位歸還給了長大了的周宣王。

于是，周王朝的江山又延續了半個多世紀。

從西周王朝的軌跡中可以發現：

西周的地方制度確實不怎麼穩當。 不過，雖然里面總會有反叛周室的，但同時還有支持周室的。至于西周王朝能堅持到什麼時候，要看反叛的、支持的和作壁上觀的哪些更多一些——可以說，周室的覆滅只是時間的問題，但能殺死周室的也只有時間。

現在回看秦朝初年的情況：

在秦滅六國戰爭以后，秦國剛剛經歷了一段持續不斷的叛亂潮。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秦始皇讓一個秦公子帶著一批秦人、晉（魏）人、鄭（韓）人去鎮守薊都，他能否對這批人放心？在士無定主和人員頻繁流動的大環境之下，這批人是否安生？

如果不安生的話， 秦始皇只能在薊都一帶設立多個封君彼此牽制，再配合以郡縣的長官，形成了相對理想的政治平衡。

以上的方案看上去還行，但其實沒有任何執行的空間，因為——照這麼封，秦始皇的兒子根本不夠用。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也就只有兩種方法：

一是啟用秦公室的其他分支；

二是沿用晉國「偽公室」的政治經驗，也就是把世襲重臣的子嗣劃歸為一種特殊的「公室」。

考慮到秦廷的實際情況，哪一種方案更容易執行不言而喻——這自然不可能是任何一個君主能夠接受的。

對此，秦廷采用了單一郡縣制。鑒于郡縣長官也不怎麼安生，秦廷參考了楚國「執政眾」的集權經驗，在各地設置了3個長官以作牽制——毋庸置疑，誰也不能保證他們彼此會勾結或惡性攻訐。

說到這里，就又暴露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站在地方長官的角度上講，這是一種良性的制度還是惡性的制度？

如果是一種惡性的制度，那麼秦朝將如何把這種制度延續下去，在時間的消磨中使其變為正常化？

流動朝廷就成了唯一解。

正因如此，秦二世即位以后要立即進行巡游。

但是，流動朝廷也存在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流動的速度太慢，給地方系統太多陰奉陽違的空間；

一個是成本過高，需要極力壓榨各地的財力。

后者是一個惡性循環，秦廷越需要壓榨各地財力，就越需要避免地方的反抗勢力反彈，所以又會進一步壓榨各地財力。

實際上，到了始皇帝到二世皇帝的交界時期，秦廷對各地人物力的壓榨已經引起了地方上的普遍反感。泗水亭長劉季在押解一批勞工去驪山的時候，尚未走出今安徽省境內就出現了勞工大規模的逃跑，于是亭長干脆就此轉化為非法武裝。之后泗水方面也并未對劉季的家屬進行特別認真的追究，想來這在當時已經不罕見了。

在始皇帝逝世以后，火山的爆發就迫在眉睫了。

公元前209年7月，一直前往漁陽的小規模軍隊途徑大澤鄉。

誰也不會想到，早已確認身亡的「秦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居然暗藏在這支軍隊里，狂風暴雨正在九天之外云集。

下圖為陳勝、吳廣所在軍隊的大致行軍路線。

如圖所示：

紅圈為陳勝的家鄉，陳勝大抵在當地加入秦軍，駐守南方的某地，并被任命為屯長；

藍箭頭為陳勝所在軍隊計劃中的行進路線，重點即漁陽；

藍圈即大澤鄉。

從相關的路線可以看到，這是一次近乎南轅北轍的調令，相對合理的解釋或許是秦廷故意如此調遣以壓制地方軍隊，也可能是其他非理性原因，但總之秦廷在此時無論如何也出現了大問題。

到了大澤鄉一帶時，當時天降大雨，延誤了軍隊的行進。由于「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認為「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決定發起叛亂。

于是，兩人殺死了更高一級的將官，向全體官兵宣稱他們是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帶領這900人攻擊大澤鄉。

有關失期法皆斬一事：

一些學者根據《睡虎地秦簡》涉及徭役的內容推斷是陳勝虛構的，目的是為了蠱惑基層官兵；

也有一批學者駁斥了上述觀點，指出軍役和徭役歷來是不同的，中國歷朝歷代對軍隊的懲罰均存在斬首之刑，只是在具體操作時會選擇處死個別人。

本文對于上述兩種觀點并不作具體討論，只做一個簡單分析——如果是第一種說法成立，那麼當時秦軍最起碼沒有對士兵講述軍隊的紀律，明顯軍隊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第二種說法成立，那麼當時秦軍在具體操作時處死率必然相當之高，由此才能讓全體官兵鋌而走險。

在陳勝、吳廣攻取了大澤鄉以后，叛軍繼續向北挺進，沿途的地主階級帶領著民眾加入了叛亂的隊伍。

到了郢陳一帶時，叛軍的規模已經了戰車六七百輛，騎兵一千余名，步兵數萬人。

在占據郢陳以后，地主階級的代表們稱贊「公子扶蘇」的「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的功績，認為「扶蘇」「功宜為王」。

于是，「秦公子扶蘇」被擁戴為楚王，號張楚。

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一個細節，根據上述地主的說法，陳勝在成為楚王之前就已經「復立楚之社稷」 了。需要說明，陳勝在攻大澤鄉之前就命令士兵「袒右，稱大楚」。至于這里說的「復立楚之社稷」，可能指得就是陳勝以大楚的名義起事，也可能是楚地地主先發制人地提出恢復楚國社稷，目的是讓陳勝坐實楚王之號，以避免陳勝未來自立為皇帝或秦王。

總之，無論當時陳勝本人還是附逆的地主們，總有一方認為叛軍應該一直高舉著楚國的旗號。

然而，這里又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

以「秦公子」的身份恢復楚國社稷，是不是有點別扭？

有關「公子扶蘇」自立楚王一事，有些學者猜測可能與他的母系血統有一定關聯，也就是扶蘇之母可能為楚人。這種猜測確實有相當大的可能性，不過并不能說十分全面，畢竟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中母系血脈在宗法繼承上的順序過于靠后。

除了母系因素以外，我們還需要注意另一個重要因素——自春秋后期以來，公室的公信力事實上出于一個持續下降的階段，是否為公室成員與能否為一國之主并沒有十分必然的聯系。

公室公信力的衰退成型于春秋后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成為了當時的普遍現象。到了戰國前期，魏卿成為了晉地之主，田卿成為了齊地之主。社會上也出現了「尚賢禪讓」的思潮，這種思潮并非只有士人接受，就連國君也受到了影響——秦孝公臨終前曾有意向禪讓給公孫鞅，魏惠王臨終前曾有意向禪讓給惠施，燕易王則真的把王位禪讓給了燕相子之——上述事件固然不能排除存在某種政治因素，但以「禪讓」為名包裝政治運作也足以說明當時禪讓思潮的興盛，其背后正是公室壟壟斷君位的瓦解。

現在把視線回到秦末。

受制于社會觀念的影響，在當時楚地士人未必就一定認為楚王之位必須由熊氏家族壟斷。在這里，我們不妨做一個設想，假如扶蘇生前曾和秦廷內的楚黨集團關系緊密，再假如扶蘇在坑儒事件中庇護的儒士中有不少是楚人，再加上他本來就有賢名，楚地地主擁立其為楚王也就不是一件特別奇怪的事了。

這里還要做一點補充：

以上設想并非毫無根據，與扶蘇關系密切的蒙氏重臣源自于齊人蒙驁，此人在秦廷的沉浮軌跡與楚黨的興衰有相當的吻合度，不排除本身就為楚黨成員；魯地當時儒學最興盛的地區之一，該地在戰漢時期屬于楚地，但凡涉及大量儒士的案件，大機率有魯人——或者說楚人——牽連其中。

講到這里，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公子扶蘇」 自立為楚王，在當時看來是一件基本合理的事情。

不過，合理未必合情。

扶蘇在楚地自立為楚王固然是一件還算合理的事情，但陳勝在楚地冒充扶蘇就不見得特別合理。還原到事件本身來看，陳勝在楚地北部起事，冒充楚公子明顯要比秦公子更有優勢。如果是因為楚人可能熟悉楚國群公子的長相的話，冒充魏公子也比秦公子有優勢，因為郢陳距離魏地十分接近。

那麼，當時陳勝為什麼一定要冒充秦公子呢？

對于這個新的問題，我們要把視線重新拉回到秦廷。

就在公元前209年4月，也就是陳勝起事的3個月前，秦廷方面發布了兩道命令：

一是恢復阿房宮及馳道等大規模工程的修建；

二是整編一支50，000人的軍團進駐咸陽。

就第一道命令，還是比較好理解的。我們都知道，古代王朝在興建大規模工程時總需要向地方攤派人物力，而攤派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給古代的官僚系統創造一系列操作空間。 由于此前秦廷進行過大規模的政治清洗，此舉無疑是皇帝及朝中高層拉攏支持者最有效的舉措。

就第二道命令，說起來有點麻煩，需要分3點來解釋：

首先，從這支軍隊的訓練內容有較高程度的專業性，應是一支脫產軍隊，其人員大機率由士人組成，可以說這是一支十分精銳又規模龐大的軍隊；

其次，在這支軍隊入住咸陽以后，關中地區出現糧食緊缺，秦廷被迫下令咸陽周邊300里內百姓不得食用自產糧食——具體應指即將成熟的冬小麥——收獲的糧食優先供應咸陽，可見這支軍隊中的軍人應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于關中以外的地區，在關中征集的至少不會太多；

最后，這支軍隊用來加強咸陽方面的軍事力量，也就是鎮守最穩定的地區——即使此舉會進一步加劇關中地區的民生問題。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麼秦廷不讓這支大規模精銳部隊駐守東郡呢？這一地區是天下的樞紐，如今周邊已是盜賊橫行，當地又不安生，鎮守此地難道不是第一要務嗎？

能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并沒有認真思考過叛亂的源頭是什麼。

在通常的印象里，古代叛亂通常由饑荒、戰爭及某些社會矛盾所引起。上述因素準確來講應當是叛亂的直接導火索，至于根本的源頭——說到底還是當地出現了叛亂的條件，由此促成了叛首為了生存或為了理想或為了野心的鋌而走險。

那麼，叛亂的條件又有哪些呢？有一條基礎又基礎的條件，就在于普通民眾普遍認為起事以后最起碼不會被朝廷馬上剿滅，由此才有膽量附逆起事。假如朝廷手里握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完全有能力行快速進軍到一些特定的位置，那麼處于這支軍隊打擊范圍之下的民眾自然會對參與叛亂一事有所顧忌，一些有能力做領導者的士人也會對起事的興趣銳減。

再看秦廷在公元前209年發布的命令，不出意外的話，應當就是在加強中央、震懾四方的思路下制定的命令。

下圖為秦馳道的主要道路：

從圖中可以看到，馳道對三晉、齊、燕等地的控制力明顯較強，反觀通往楚地的馳道主要沿淮河修建，并未能涉及到原屬楚國的重要地區。

從馳道的分布可以看到，如果是中原、齊地發生叛亂的話秦廷或許還能及時應付，而楚地一旦發生叛亂則就很有可能出現滾雪球一般的膨脹。

最終的結果正是如此：

陳勝以區區900人在楚地起事，轉瞬間就變成了數以十萬記的集團軍北向中原呼嘯而過。

現在，我們來重新分析一些陳勝、吳廣對起事一事的具體規劃。

不出意外的話，規劃應該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奪取這支軍隊的指揮權，再通過煽動反抗情緒來奪取周邊地區的統治權——起事時陳勝、吳廣殺死部隊的尉官，然后向軍士們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宣言，應當正是這一計劃的體現；

第二階段，在楚地進行武裝割據，以建立對抗秦廷的根據地——起事前編造了「大楚興，陳勝王」應當正是這一計劃的體現；

第三階段，進入中原，召集其他起事者以組建更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從而摧毀咸陽方面的朝廷——攻破大澤鄉后立即向郢陳及中原方向移動應當正是這一計劃的體現。

說到這里，我們也就知道了陳勝在起事時會為何要冒充秦公子而非楚公子：

因為陳勝、吳廣的起事并非單純是為了一時活命，他們從一開始就產生了摧毀朝廷的意向——在這一目標的指導之下，叛逆的賢公子自然要比楚公子的政治號召力更廣闊一些，尤其這位賢公子身邊還有楚將輔佐。

在陳勝起事之后，東方諸郡均發生叛亂。

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

對于如此大規模的叛亂，秦廷方面采取了掩耳盜鈴的政策，把叛軍一律粉飾成普通的強盜團伙。 在《秦始皇本紀》原文之中，史官將上述行為單純歸咎于二世皇帝個人的昏庸，這一點是不可取的，因為粉飾太平是一種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相對合理的解釋是，當時咸陽方面剛剛進行過大規模政治清洗，此時必須要用粉飾太平的方式穩定局勢，以此為備戰創造基本條件。

就在秦廷方面備戰的同時，郢陳方面已經召集了到了大量的軍事力量。

在當時，楚籍士人武臣、周文和魏籍士人張耳、周市等人加入了叛亂的隊伍，魏公子咎也前來投奔，齊籍士人田儋、楚籍士人項梁也在齊地、越地響應。

對此，楚王」扶蘇」命令楚籍士人周文帶領一支數十萬人的集團軍攻擊咸陽，命令假王」項燕」攻擊周文后方的滎陽一帶，命令魏籍士人周市攻擊魏地，命令楚籍士人宋留攻擊韓地的鄭南陽地區并進一步攻打武關，命令楚籍士人武臣、魏籍士人張而攻擊趙地，之后武臣命令燕籍士人韓廣攻擊燕地。

下圖為公元前209年7月以后叛軍抑或義軍的相關動向。

如圖所示：

紅圈為郢陳的大致位置；

紅箭頭為宋留、周文、吳廣、周市、武臣、韓廣等人的攻勢；

藍圈為田儋、項梁響應的大致范圍，藍箭頭為兩者的攻勢；

紫圈為趙佗部在南部地區的就地割據；

除此之外，楚地的南郡、九江、衡山等地也有士人響應。

之后，周市擁魏咎為魏王，武臣自立為趙王，韓廣自立為燕王，田儋自立為齊王，再加上之前的「楚王扶蘇」，戰國七雄中除韓國外均已「復國」。

從圖中可以看到，當時尚在秦廷掌控中的區域主要三處，一是以關中為核心的秦地，二是以巴蜀地區，三是以河東為核心的晉地，都也就是汾河-關中盆地及四川盆地，都是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的地區。在其他地區，除秦相李斯之子李由鎮守的三川郡尚在抵抗之外，其他地區均投靠了叛軍。

此時，糜爛的秦廷已經基本被地主階級所拋棄。

現在，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新的問題：

秦廷為何被地主階級所拋棄？客觀上講，秦廷的存在保障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但為什麼地主階級會毅然決然地拋棄它呢？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注意兩個小問題：

一個是為什麼「復國」運動中有些士人選擇自立，而有些士人選擇以舊公室的名號進行復國？

一個是為什麼并沒有士人復韓國、周國、衛國、魯國這些同樣是覆滅于戰國末期的邦國——需要說明，後來韓國在楚國的支持下復國，此處說的是士人依靠自身的軍事力量復國？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以舊公室為名立國的只有魏國和楚國——前者是最大中原諸侯國和人才輸出國，后者是周代傳統意義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諸侯國——兩者境內的情況過于復雜，普通士人自身的政治能量很難解決，因此必須要借助魏公子和與楚國存在曖昧關系的秦公子的名號才能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注意，田儋雖名為田齊宗室，但考慮到諸田的繁衍時間及復雜程度，其身份更符合士人而非公室，另外楚國景氏在春秋時期就與楚公室大宗分離，其身份也更符合士人而非公室。

第二個問題更簡單。當時士人的「復國」之舉目的為就地割據，自然會選擇「復」一些體量相對較大、政治威望更強的諸侯國，至于小國能否被「復」則要看這些成功割據的叛首的臉色。

總結起來的話，就是進行叛亂的地主階級選擇會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來決定自己要「復」什麼國，以什麼形勢「復國」。

這里要特別解釋一下文中說的「地主階級」所指。

在近代，地主階級主要指擁有土地但不從事生產者，也就是脫產單純靠剝削農民生活的階級。不過，這種標準在戰漢時期并不適用，因為以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很難出現有相當規模的脫產者。在韓戰漢時期的歷史環境下，我們通常會把下層士人視為「小地主階級」，典型的就是亭長劉邦（地位約等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長）和屯長陳勝（地位約等于今天的連級軍官）。

那麼，為什麼當時的大小地主階級不安心在秦廷的統治下生活，偏要鋌而走險去「復國」呢？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認清一點：

秦王朝是否維護了地主階級的利益？

毫無疑問，秦王朝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它必須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

那麼，秦王朝又是如何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呢？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秦王朝對周王朝境內割據勢力的消滅及對統一，本身是有利于農業生產和工商業活動的。在天下一統之后，秦廷構建了抵抗草原掠奪者騷擾的完整防線，拆除了一系列以損害下游農業生產的惡性水利設施，又清楚了列國之間層層稅收的關卡，實質上為農業及手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提供了理想的環境。這一政績所惠及的利益范圍較廣，即維護了大小地主的利益，順帶也維護了普通勞動者的利益——當然，我們不能忽略秦廷同時還對底層勞動者存在有高度壓榨。

其次我們要認識到，秦王朝在基層推行的秦法，其執行者是本地的地主階級。我們都聽說過這麼一句話，「王權不下縣」。這句話可以說是對的，也可以說是錯的。說它是錯的，是因為早在戰漢時期朝廷就已經在基層設立了亭長、嗇夫等專制機構；說它是對的，是因為這些專制機構均由本地的大小地主階級擔任。從《睡虎地秦簡》、《岳麓秦簡》等文獻來看，秦法的內容本身倒稱不上太過殘暴，整體上內容比較理性，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性化內容，但它的內容十分繁雜、廣泛，就給了基層執行者巨大的操作空間。說到這里，估計很多朋友也就明白了為什麼秦法本身不見得有多殘暴，但最終在基層卻能反應出一系列殘暴的表現。由于掌控了執法權，地主階級就可以利用古代法律的操作空間進一波盤剝勞苦大眾，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秦法的既得利益者。

再次我們還有認識到，秦王朝雖然意識到了地主階級勢力過大會減弱朝廷對新占領地的統治力，但并沒有對新占領地的地主階級趕盡殺絕，而是采取了相對溫和的解決方式——也就是通過遷出及遷入的方式稀釋地主階級在基層的勢力。客觀來講，這種政策倒不能說有多仁慈，畢竟秦廷想靠殺死地主來解決這一問題本來也不現實，一是地主階級的人口基數太大，二是統治基層終歸還是需要地主階級，所以秦廷在當時采取這樣的政策更多取決于實際操作的因素而非仁慈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當時秦廷采取的政策確實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了地主階級的基本利益。

除此之外，秦王朝還有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階級利益的政策，比如前面提到的「焚書令」，就是為博士官背后的大地主階級實施知識壟斷；又比如「令黔首自實田」 ，也就是完全承認了地主階級對土地的絕對所有權；再比如發起一系列的大規模工程及戰爭，這些工程所需的人物力巨大，所需的人物力到頭來還是得通過地主階級攤到底層勞動者頭上，地主階級在其中還是有不少操作空間的。

從上述內容來看，秦王朝的統治實際是十分有利于地主階級的，可為什麼像陳勝、劉邦這樣的小地主以及田儋、殷通這樣的大地主還要推翻它呢？

在這里，我們就需要注意一個問題：

秦王朝究竟是維護了一小部分地主階級的利益，還是維護了廣大地主階級的利益？

客觀上講，秦王朝確實維護了廣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在維護利益的背后存在有一個重要不穩定因素，也是我們在前文中反復提到過的——秦國的統治從一開始就不被當時的士人所看好——注意，這是一種普遍現象，甚至存在于秦廷高層。 這種不看好的心態在戰國末期就已經出現，在秦滅六國戰爭中依舊有所體現，甚至在秦王朝一統天下的12年內已經有所體現。那麼，到了始皇帝駕崩之后，，新即位的年輕皇帝在咸陽城內發起了一系列血腥的政治清洗，天下士人的態度是否會出現改變呢？是轉為看好秦朝的統治，還是更不看好秦朝的統治？如果是后者，就意味著秦廷所維護的階級已然對它失去信心，那秦廷所維護的利益也就變成了鏡花水月。

如果上面的內容不太好理解的話，我們可以站在各個階級的角度上再來看這個問題。

先以小地主階級為例：

對于小地主階級，秦王朝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他們的利益，但也給他們帶來了一系列的壓力。小地主階級本身屬于統治階級，但處于統治階級的最底層。他們對上要滿足大地主階級的索求，對下要直接面對底層勞動者的不滿，實際處境是比較尷尬的。 一旦朝廷給他們的索求過大，而他們自身也不看好王朝的未來之時，小地主階級就會自動放棄作為地主階級的利益轉而站到朝廷的對立面。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劉季（劉邦）為寇一事。當時，秦廷要亭長劉季征集民夫去服徭役，按說劉季在里面是能撈到一些油水的，奈何秦廷對民眾的壓榨太深，被征召的民夫中有太多不堪壓迫而選擇了逃跑，亭長在明知無法完成任務后干脆釋放了所有民夫，在當地落草為寇。

除了劉季以外，后世也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這里不再贅述。

那麼，小地主階級的叛變能否撬動秦王朝的命脈呢？

還要看大地主階級的態度。

再以大地主階級為例：

對于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秦王朝自然在極大程度上維護了他們的利益。不過，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小地主階級與底層民眾發起了反抗，大地主階級必須要思考朝廷是否能繼續維護自身的利益——注意，他們本來也不看好王朝的未來——如果不能，那麼投機加入叛亂者的勢力就成了保障自身利益的必然選擇。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沛縣令、會稽郡守。在「扶蘇」起事以后，沛縣令在局勢變化中迅速產生了動搖，會稽郡守干脆勾結境內的豪杰準備就地造反。除了這種情況外，也有大地主在本縣嘗試對叛軍進行鎮壓，不過效果普遍不理想，多少也和內部動搖有關。

在大地主附逆以后，叛亂的勢頭就會出現「滾雪球」的現象。

現在，這是否意味著叛軍接下來就能干凈利索地斬落王朝的頭顱呢？

最后還要看朝中的大地主們的態度。

朝中的大地主們，無疑是秦王朝最大的利益集團。面對滾滾而來的叛亂勢力，這些大地主的抉擇最終決定了王朝的命數。

擺在這些大地主面前的，是兩個選擇：

一個是鎮壓反叛者，一旦戰爭整理自己就是王朝的中興能臣；

一個是投誠反叛者，一旦王朝覆滅自己就是新王朝的開國元勛。

注意，雖然這些大地主同樣不怎麼看好王朝的未來，但是——他們可以隨時更改自己的選擇。

公元前209年第四季度，秦廷在咸陽方面完成了最后的備戰，以少府章邯為將率領700，000刑徒軍團進行反擊。

公元前209年年底至次年年初，章邯擊破周文部于曹陽，擊破「項燕」部于滎陽，其后向郢陳方向移動。

圖為此時秦軍反攻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咸陽方面的大致位置；

紫箭頭為章邯部的大致進攻路線；

藍圈依次為擊破周文部、「項燕」部的大致位置；

紫圈為郢陳方面的大致位置。

有關義軍的抵抗需要補充2點：

其一，周文原為楚相春申君門客，應該見過項燕本人，想來和「項燕」——也就是吳廣——的關系有點微妙，至于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并不好說，他可能和吳廣處于一種不尷不尬的關系，也可能和吳廣處于一種合作關系，也就是周文給吳廣作偽證，稱其確為「項燕」；

其二，假王「項燕」攻擊滎陽4個月未果，引發了田臧等人的不滿，在得知周文部被秦軍擊敗以后，田臧等人殺死了「項燕」，但并未投敵，而是繼續和秦軍對抗，最終被章邯擊破。

之后，章邯擊敗了楚上柱國房君，又擊敗了楚將張賀，之后在郢陳與楚王「扶蘇」 展開決戰，迫使「扶蘇」逃向汝陰、城父，最終「扶蘇」被叛徒莊賈所殺。

之后的一段時間內，秦軍與義軍在郢陳一帶發生了多次激戰。

在西部，攻擊武關的宋留部向郢陳方面后撤，撤至新蔡一帶后被章邯軍擊破，宋留本人向秦軍投降，被押解至咸陽后遭到了車裂之刑。

在東部，信陽一帶的呂臣部反攻郢陳，殺死了叛徒莊賈，不過又被章邯擊敗。

收拾完郢陳一帶的叛逆之后，章邯并沒有繼續在楚地征伐，而是把重點轉向了魏地——此時，魏公子咎已經在周市的擁立下恢復了魏國。

在秦軍進入魏地后，章邯擊破了周市及齊王田儋、楚將項燕派來的援軍，包圍了魏都臨濟，魏王咎宣布投降后自焚。

平定了魏地以后，章邯又轉向東，殺死齊王田儋于臨淄，之后追擊田榮部到東阿，但因項梁的支援而暫時敗退。

下圖為章邯平定楚、魏、齊地的大致形勢。

如圖所示：

紅圈為章邯與宋留、呂臣交戰的郢陳一帶；

紅箭頭為章邯攻魏、攻齊的大致路線，注意圖中使用的是現代交通線路圖，黃河河道與當時有別；

藍圈沿紅箭頭依次為臨濟、臨淄、東阿；

紫箭頭為楚將項燕支援的大致形勢。

再之后，章邯、項羽、劉季、項梁等人在原屬衛國的濮陽至原屬魏國的定陶（再之前屬宋、秦）一帶交戰，最終章邯在定陶擊斃了項梁，之后轉入趙地。

在這一階段，需要補充4個重要信息：

其一，在義軍進入趙境的時候，將軍武臣被擁立為趙王，之后被降將李良復叛殺死，武臣的部將張耳改立趙公子歇為趙王；

其二，在楚王「扶蘇」死后，秦嘉擁立景駒為楚王，其后，楚將項梁殺死了僭越稱王的景駒，從民間找到了一個牧羊人，聲稱這是楚懷王的子嗣，立其為楚王；

其三，在齊王田儋死后，齊人立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儋弟田榮則另立田儋之子田市為齊王，武力驅逐了齊王假；

其四，就在秦軍在東方征戰之際，咸陽方面的阿房宮工程并未任何要有停止的意思。

截止到這里，我們先要注意這麼一個問題：

為什麼章邯以700，000刑徒就能在韓、魏、楚、齊、趙之境內所向披靡？

這個問題需要從兩方面答：

一方面，叛軍本身不存在嚴密的組織架構——雖然它的規模很大，但完全是由大小地主召集民眾臨時集結而成——其戰斗力不可能太高；

另一方面，章邯的軍隊主體雖為刑徒，但并非只有刑徒——想要讓一眾刑徒形成戰斗力，總是需要一大批軍官的——由于章邯的軍中有著一整套完整的指揮鏈及配套指揮架構，這支軍隊的戰斗力自然遠勝于東方的烏合之眾，而司馬欣等人帶來的后續增援更能讓這支軍隊如虎添翼。

接下來，又有一個問題：

組成指揮鏈的軍官又是從哪里來的？

想來有兩個來源，一是咸陽方面的脫產軍隊，二是關中士人。 認真分析地話， 關中士人的數量至少不會太少，因為章邯軍隊的規模過于龐大，所需要的的軍官數量也是比較多的，如果單從首都及周邊衛戍部隊中抽調可能會造成咸陽及周邊地區守備力量的力量過于空虛，秦廷真要這麼做的話就有點「玩命」的感覺。

假如以上分析屬實的話，也就是說秦廷在當時還是能夠得到關中士人的支持的。

可是，關中士人為什麼會支持秦廷呢？

有些朋友可能下意識地會認為秦人會出于感情因素而支持秦朝，這種觀點顯然不全面的，事實上秦人在秦亡之后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留戀的情緒。

還有些朋友認為可能秦廷對關中士人還不錯，所以關中士人就支持秦廷，這種觀點也是存在問題的，從高陵一帶秦墓的考古發現來看，秦人在秦朝的統治下生活也不理想，所謂「天下苦秦久矣」 ，關中士人并不能幸免。

那麼，又有什麼原因呢？

粗略分析有2點原因：

一是當時秦廷方面一直在粉飾太平，再加上秦地的地利環境閉塞，關中士人中的絕大多數應該都不知道東方的叛亂規模，而周文進入函谷關以后又退出，無疑給了關中士人一個積極的信號，讓他們堅信秦軍可以輕易消滅東方的「盜賊」；

二是關中士人本身并無叛意——至于沒有叛意的原因也不難理解，因為首都周邊的民眾本身就不容易產生叛意——所以秦廷能夠比較順利地對其進行動員。

在討論完章邯軍的情況以后，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章邯軍隊的實力無疑是遠遠超過叛軍的，無論在組織力上、戰斗力上還是意志力上。

相信此時你會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既然章邯的軍隊如此強大，那為什麼叛軍很少有人投降呢？按道理應該在陳勝死后義軍就該作鳥獸散，幸存下來的人應該找機會招安才正常，可結果只出了兩個叛徒，其他叛軍的首領已經在以無比堅定的意志和秦軍對抗。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曾經認為和宋留的慘死有關，但細想一下覺得不對，因為秦廷對莊賈、李良的處理上還是顯示出了寬宏大量，按理說投降朝廷應當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可是，為什麼叛軍執意要繼續抵抗呢？

說到底，筆者認為說還是因為士人普遍不看好秦廷的未來，因此對于投降朝廷很難產生多大興趣。

在產生這個想法時，筆者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試想——當秦軍的反撲勢如劈竹之際，當叛軍的反抗節節敗退之時，天下士人為何依舊不看好秦廷的未來？

到底為止，本文終于進入了收尾階段。

相信通讀全文的朋友都會發現，從戰國末期到秦末，我們從始至終都無法繞開一個重要的因素——秦廷的未來似乎從始至終都不被天下士人看好。

估計很多朋友都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天下士人如此不看好秦廷的未來，即使它一次次地擊敗它的敵人，即使它一次次地證明它的不可戰勝？

答案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天下士人本來就不看好任何一個朝廷，無論是秦廷、楚廷、魏廷、趙廷、齊廷、燕廷、韓廷、周廷。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讓天下士人不看好任何一個朝廷呢？

朝堂的腐朽糜爛僅僅是一方面，更多應來自于士人對舊公室的觀念的轉變。

在西周末期，周王室的傾覆引發了王朝秩序的崩潰。在禮崩樂壞之下，權力出現了下移，在「諸侯復宗周」的宣王中興之下，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不可逆轉。然而，所謂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只是過度階段的一種表象，權力在之后進一步下移，形成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現象。那麼，這一現象究竟是過度中表現還是最終的結果呢？在卿大夫竊國的演變中，實權者通過一系列變革實現了早期的集權，君主以士人構建官僚系統成功阻止了權力的進一步下移，但隨之而來的是士人的猖狂。

早在春秋末期，士人就公開否認對主君的絕對忠誠。「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士人忠不忠臣，全然看主君愿意付出多少。

到了戰國前期，士人開始挑戰封建等級制度，并進一步否定對主君的效忠。「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在士人眼中，封建等級制度已基本瓦解，所效忠的主君可以隨時更換。

再到戰國中期，士人干脆已經無視掉了政權的最基本構架。張儀之于秦魏，陳軫之于秦楚，田需之于魏楚，公孫衍之于韓魏，樓緩之于秦趙，重臣在列國間左右逢源。

最后到戰國后期，士人干脆在多國任職。樂毅身兼魏臣、燕卿、趙相三職，掌控燕、趙軍隊的指揮權，田單身兼齊相、趙相，掌控齊廷重權及趙軍指揮權，李兌、呂不韋、嫪毐等人公開接受他國食邑，等等。

表面上看，在「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之后，權力并未再出現下移。但從事實來看，士人在戰國時期又確實掌控著驚人的權力，只是受制于官僚體系的架構而暫且關照著王權的顏面。

在這種環境之下，士人本來也不可能太看好以舊公室為延續的舊世襲貴族，就像舊公室也不看好周王室一樣。

正因為如此，秦末士人叛變之時對「復國」一事十分隨意，他們只有在有必要的情況下才會扶上去一個舊公室，還有士人會因為有人扶舊公室而產生不滿，「大逆不道」又理直氣壯地發兵攻擊被擁立的舊公室。

特別補充一點：

有學者認為秦末民變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平民」反抗運動，第二階段為「貴族」復國運動，這種觀點最起碼是偏頗的——在梳理過一遍秦末民變的始末就會發現，士人在反抗時從一開始就有冒充或扶持舊公室以「復國」 的舉動，并無所謂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分。

也正因為如此，秦廷的官僚們繼續著大工程下的盛宴，不遺余力地要在大廈傾覆前狠狠地撈上最后一筆。

最后的一刻，一直不作為的御史大夫馮劫連同丞相李斯、馮去疾向他效忠的帝國表達出了最后的忠誠——他們要求秦廷停止宮殿的建造，仿佛對王朝的延續產生出了些許希望——但帝國則以冰冷的漠然作為回應。

馮氏父子自殺，李斯家族被誅，李由戰死沙場，朝廷和軍中的重臣開始向叛軍討價還價，這個擁有7個世紀的老邁王國終于走到了它的盡頭。

在泗水亭長的約法三章之下，曾經朝堂中的曖昧渾濁被一筆勾銷。

至此，全文寫到了最后的結尾。

如你所見，歷史的大潮向來是這樣井然有條又不可琢磨。它在不容辯駁的傲慢中如排山倒海一般奔涌而去，仿佛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又都難以預料。 在大潮的驚濤駭浪當中，再偉大的強者也只能像浮萍一般無力，就如千古一帝終其一生也無力改變舊公室的落幕；再微小的弱者也可能在浪潮的浮力下引動潮流的緩急，就如幼小的二世皇帝在被權臣的把控之下也能以一個小小的決策影響著千萬人的命運。

灞上的席間，曾經的游俠嘲弄地打量著匍匐在腳下的亭長。

在游俠不經意的決定之下，一個嶄新的王朝隨之開啟。在劍與血、光與影、殺與伐、親人與仇敵的淬煉之下，新的封建鐵律被締造完成，世襲皇權與士族的篇章自此開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