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有個揣著明白裝糊涂的。

洛林兄說河西缺人，這位拿出一堆的材料證明鞏昌人口很多：

鞏昌跟敦煌離著都快出了五服了，這兒有人礙著那邊哪兒疼？

西漢開河西郡縣的時候，敦煌郡六縣三萬八千余口人，東漢時兩萬九，西晉時「戶六千三百」，考慮到西漢這將近四萬口人也才不過一萬一千多戶，那西晉這六千多戶，人口恐怕也就兩萬上下。

隋朝七千七百七十九戶，唐朝沙州4265戶、16250口，瓜州1164戶、4322口，合計5429戶、20572口。從賬面數據來看，敦煌郡人口出場即巔峰。

那說到了元朝這兒還有多少人呢？

元朝沙州路人口多少書上沒記載，但是記載了作為甘肅省城的甘州路人口是1550戶、23987口，介于沙州和甘州之間的肅州人口是1262戶、8679口，沙州在肅州的西邊，能有多少人呢？而且還有個隱藏線索，甘州、肅州二路并沒有下轄縣，全路就這麼一個大城，垂直化管理，但是沙州路還有個「屬州」叫瓜州，那是不是意味著沙州的人口多呢？非也，瓜州「元至元……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肅州，但名存而已」，是個空殼子。

而且，即便是這樣，那也是元初穩定狀態下的情況了。

元末大亂，各地都不能幸免，《明實錄》記載洪武五年明軍進軍河西的時候，甘州守將上都驢「迎降」，作為交給明軍的禮物，甘州的人戶是「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戶」——這個數字較之于元朝統計數字又丟了將近一半。

元末的甘肅行省河西部分雖然沒遇到紅巾軍，但卻有「西番賊」，至正七年，西番賊一度攻占哈剌火州，以至于至正十四年、十五年的時候順帝不得不抽調人手奔甘肅「討捕西番賊」。「西番」在元明時期指吐蕃和柴達木一帶的裕固，有人反駁說陜西行省也臨近吐蕃，西番賊會不會主要襲擾的是陜西呢？不然，因為元朝調去討西番的主要負責人是甘肅行省的官員，應該不是陜西的。

而且更致命的是，蒙古統一戰爭對當地生態的破壞，以及整體環境在14世紀的惡化，沙州（敦煌）在元朝已經成為了游牧場所，水利設施等基礎建設已經歸零，甚至清代剛拿下此地的時候也只能設置衛所，真正再次回歸州縣體系已經是雍正時期的事了。

元朝出鎮河西的一支宗王為豳王，豳王始祖是察合台一系，但後來投奔了元朝，并作為隔絕元朝和察藩之間的存在而世守河西西部，其中肅王駐牧于瓜州，西寧王駐牧于沙州。同樣面積的土地，游牧生態下所能供養的人口要遠遠低于耕種所能供養的人口，所以沙州在元末明初能有多少人，我個人傾向于不宜往多了猜。

事實上，在明朝建立的頭二十年里，基于河西走廊極度缺乏人口這個核心問題，明朝只能循序漸進，招撫河西、西番的陜西行都司設于洪武七年，但是駐地卻在黃河以東的河州，洪武十二年明朝再度進入河西，陜西行都司設置于莊浪，因為此時明軍只能進駐至涼州（武威），再往西后勤就跟不上了，莊浪介于蘭州和涼州之間，能居中調度。洪武十五年，陜西行都司繼續向西拓展，開設永昌衛，二十三年開設山丹衛、甘州左右二衛，正式進入甘州張掖。

洪武二十五年，陜西行都司移駐甘州城，二十七年年底開設肅州衛，進占酒泉，并在洪武二十九年肅州以北的居延海推進，設置威虜衛、鎮夷所、白城子所、威遠所。也就是說，明朝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鋪建好了從蘭州到嘉峪關的穩固統治，如果明朝能繼續保持下去這股勁頭，那就可以進取敦煌。事實上明朝也確實做了此番嘗試。洪武三十年在敦煌置罕東衛，永樂三年在敦煌和嘉峪關之間設沙州衛，可能也是對繼續拓展河西的一種嘗試，但此時明朝的主要國防方向是正北和東南，西線無戰事的甘肅不需要考慮過多，以至于不僅未能繼續保持洪武時期西拓的勁頭，反而還廢除了居延地區的衛所設置，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明朝此時對西北的拓展已經進入了一個瓶頸期，即常態化下的擴展極限，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合理的突破點和爆發點，那麼止步肅州衛是板上釘釘的事。

綜上，不是明朝不要敦煌，實則是和河套一樣，基礎太差，強行開拓消耗太大容易崩，循序漸進又會因為形勢的變化而調整，不知道什麼時候或者到哪步就停止了。打死朱元璋他都想不通，為什麼大寧會沒有，為什麼東勝會沒有，但同樣的，想破腦袋他恐怕也想不明白，大明要個升華府干嘛。

年輕大小伙子有心無力，步入社會后有力無心，摸爬滾打數年之后成為了社畜，既無心又無力，有那功夫不如睡一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