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環境都是建立在其具體的物質條件上的。如果說古代的皇帝覺得受困于門閥就可以亂殺的話，那為什麼西周在建立之初要大封諸侯，而不是周天子直接管理四方？

因為以西周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說，從關中到四方差不多需要一年多的時間，根本無法對如此龐大的國土實現有效管理，所以只能是大封諸侯。

後來，隨著鐵制工具的使用和其他技術條件的進步，包括馳道等在內的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起來，秦國才有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基礎。但此時的中國，只是在技術條件下有了統一管理的可能，所以到了秦末群雄并起，直到西漢時期依然是群國并行的體制。

雖然到兩漢以后，郡縣制成為了絕對主流，諸侯也基本只是有爵位而沒有封地，但皇帝依然沒有辦法對如此廣大的地域實現垂直到基層的治理。

皇帝有沒有辦法殺門閥全家？當然有辦法，但問題在于，殺了門閥之后該怎麼辦？在不可能對地方進行垂直管理的前提下，地方大族的坐大是不可避免的。

從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來看，中國秦漢以后2000多年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一個帝制逐漸成熟的歷史。在秦漢時期，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初創，皇帝無法獲得任何其他勢力的支撐，能夠依靠的勢力只有子嗣、外戚和宦官。後來，隨著政治體制的成熟，外戚、宦官的影響逐漸減小，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逐步建立。

但在此時，皇帝依然無法獨立于世家大族而獲得對地方的垂直管理權。直到隋唐時期，科舉制誕生并趨于成熟，皇權在門閥政治的大幕上撕了一個大口子。而兩宋以后，科舉制成為選官的主流，門閥與皇權對抗的現象才逐漸消亡。

在看到政治進步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技術手段的革新和長期經濟開發的影響。唐宋以后，交通技術不斷進步，人口流動更為頻繁，印刷術等的普及也讓國家意識逐漸統一。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打破門閥對地方權力的壟斷才成為可能。

而在數千年的政治實踐中，中國也摸索出了一套減少門閥出現機率的辦法。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避籍制度，也就是本省、本市的正職官員不可以由本地人擔任（民族自治區除外）。但這也只有中央集權的政府才可以做得到，如果是在選舉制下，那麼本地人的優勢顯然要比外地人大的多的多。

到了明清時期，雖然「黃四郎」遍地都是，但此時的「黃四郎」們要作威作福，前提是要承認中央而不可能對抗中央。

在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更具有代表性的消除「門閥」

如果把視角放大一點的話，其實直到近代，歐洲也依然是「門閥」政治，只不過在沒有中央集權的時代，歐洲的「門閥」是以貴族形式體現出來的。雖然，近代的民族國家建立終結了老歐洲的貴族政治，但在此之前的上千年里，歐洲也一樣存在這些問題，而且直到今天，歐美國家也有事實上的「門閥政治」 。

比如說，如果你經常關注一些歐美國家的省、市一級的選舉的話，也會發現這些政府的管理者，就是本地幾個大家族的輪流坐莊。而在東南亞，這個趨勢就更明顯。像是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基本上每個省、每個市都有一個大家族在管理，前些年知名度頗高的杜特爾特，大本營就是達沃市。在杜特爾特成為菲律賓總統后，他的女兒就接任了達沃市市長。

而在另一方面，杜特爾特之所以在上台后折騰了那麼久，卻依然沒辦法改變菲律賓的現狀，也是因為菲律賓本身就被大大小小數百個「門閥」瓜分，政令不出馬尼拉也是常態。

所以，即便是在現代社會，「門閥」也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說，大概只有中國人才能問出「皇帝為什麼不殺了門閥」這種問題——因為在近千年的大一統歷史中，門閥的確被逐漸清除干凈了。 但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從未經歷過中央集權和大一統的地區——也包括發達國家——來說，門閥政治才是他們理解的常態。

殺人看起來是容易的，但是殺人不等于解決問題。更何況，在大多數時候，皇帝能實際掌控的權力，并未見得比其他門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