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都有逃犯冒充官員的例子。

甘肅人劉和平，一個詐騙犯，蹲了兩年監獄。

出來后，冒充中央部委官員，當了柳州市委副書記。

干的成績也很好。

最后是中央領導來柳州視察工作，當地官場特別介紹劉和平的時候，才東窗事發。

中央部位檔案里面根本沒有這個人。

然后是判了20年。

趙錫永 ，也是假冒國家部委司長。

到處行騙。

最后才被抓。

現在都有這麼多騙子冒充官員的。

通訊技術更加簡陋的古代，自然也不會例外。

波斯帝國時期，還有假冒皇子的事件。

中國古代也有很多。

《漢書·田廣明傳》記載：「胡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西漢平民胡倩冒充二品命官光祿大夫，率領親兵抵達陳留（今屬河南）。

《漢書·魏相傳》記載：「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按致其罪，客論棄市。」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門客冒充御史，住進某縣國營招待所，通知該縣副縣長前來拜會。副縣長去得稍晚，被這位假御史捆起來打。幸虧縣長魏相膽大心細，將假御史抓進縣衙，審出真情，上報朝廷。最后呢？假御史被判處死刑。

查清朝中后期成書的刑事案件匯編《刑案匯覽三編》，在續增部分第十三卷見到幾宗假冒官員、官差和官員家屬的案件，下面擇要分述。

道光四年（1824年），河南平民高海觀假冒七品官向人借錢，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八年（1828年），廣東土匪黃得連探聽客商周老五船里夾帶鴉片，冒充官差上船沒收，將鴉片轉手賣掉，得銀二十余兩，枷號一月，發鄰近省份充軍。

道光九年（1829年），貴州平民曹文明冒充貝勒，在鄰近州縣招搖撞騙，杖一百，徒三年。

還是道光九年（1829年），湖北商人羅青云在陜西虧了本，無錢回籍，冒充即將上任的守備，向人借錢，承諾到任后加倍奉還。但他後來賴賬，被人告發，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一個名叫王福的商販租借貨船，為了壓低租費，冒充官員，欺騙船主，行騙未遂，從輕發落，發往鄰近省份充軍。

道光十三年（1833年），安徽平民徐聲揚在京城舉辦婚事，為了多賺份子錢，假冒吏部尚書的仆人，向吏部衙門的官差散發請帖，被人發現，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四年（1834年），河北平民李二和隋四冒充巡夜官兵，訛詐商販銀兩，枷號一個月，發往鄰近省份充軍。

看完上述案例，你會感覺古代的騙子都有點兒笨，剛冒充上干部，就被抓，被殺，或者被枷號，被充軍，被打屁股。現在的騙子也許比古人聰明，也許比古人運氣好，前面說的李建明啊、趙錫永啊，都冒充兩三年了，才撞到槍口上，而且風險并不算大——假冒省委辦公廳主任的李建明判刑一年。要知道，小偷撬門別鎖，順走人家幾萬塊錢，就能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比假冒官員的風險可大多了。

在古代，假冒官員的風險非常大。

按《唐律疏議》：「若詐增減功過年限而預選舉，因之以得官者，徒一年。」在職官員在檔案上造假，因而升官，判處一年徒刑。如果是平民假冒官員呢？「重杖處死。」大板子打屁股，打到死為止。

按《大明律》：「受假官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凡詐稱內使及督撫四輔諫院六部監察御史按察使司在外體察事務，欺誑官府，煽惑人民者，斬。」普通假冒官員，打一百大板，流配三千里外；如果是假冒宮中太監或欽差大臣，到地方上招搖撞騙的，砍頭。

假如按照唐朝或者明朝的法律來判案，李建明、趙錫永等人很難幸免，不是被大棍打死，就是被砍掉腦袋。

問題是，古代法律雖嚴，卻沒能剎住假冒官員的歪風。南宋判例匯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假冒官員的案例，明朝話本小說《三言二拍》里有假冒官員的傳奇。至于清朝，能當正史來讀的《刑案匯覽》和跡近野史的《清稗類鈔》都曾收錄假冒官員的「光榮事跡」。特別是《清稗類鈔》，該書分冊《棍騙類》載有三宗假冒官員案，分別是「錢豁五終身行騙」「飾為某王以行騙」 「冒充吳甄甫之猶子」，一個比一個精彩，比讀偵探小說都過癮，感興趣的朋友不妨找來一讀。

而且，往往都是冒充中央派來的上級官員。

評論里面討論當官難不難的。

劉和平，這個人，是詐騙犯。

詐騙， 是高智商犯罪。

一個詐騙犯，可以證明他沒有道德枷鎖，但是有膽識，有能力。

這些都是成功者的必備素質。

詐騙犯，冒充官員，成功的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