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以公正、客觀的誠實態度對待，缺少圓滑變通勢必難免。重壓之下，曾國藩舊病復發，「昏暈嘔吐，左右扶入臥內，不能強起陪客」 ，「歷三時之久，臥床不起。據醫家云，脈象沉重。」

天津教案后，朝廷委派李鴻章接手處理后續工作，師生二人談話曾被詳細整理：「李鴻章後來繪聲繪色地回憶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在人生整體道德構架中，雖然有許多概念，但曾國藩強調最多的就是無論與誰，均要以一個「誠」字相待，他常說：「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成為其人生最高處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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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字貫穿曾國藩的一生

早在同治六年的兩江總督任上，曾國藩對外交極力維護民族利益，英國使臣要曾國藩禁止上海船只裝豆餅，曾國藩予以言辭拒絕：「中國小民太苦，輪船入河內，則中國船無復人坐，中國小民便皆餓死，此事萬萬不行。」最后這個英國使臣只有退去。

晚年的曾國藩大力提倡洋務，力薦清政府外派兒童出國學習，以期學習先進的西方科技知識，這些人後來回國都成為了近現代以來的科技先驅，可以說蒼茫的大海之上，寄托了曾國藩無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國家要富強，就是要不斷跟進時代發展，一個集傳統思維于一身的曾國藩能如此前衛，實在不同尋常，這些或多或少得益于身邊的趙烈文等人的影響，由此讓曾國藩和趙烈文最先成了如何應對未來大局西方對東方沖擊的先驅。